1月3日，美军发动针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记者会上宣称，美国大型油企将进入委内瑞拉，投资数十亿美元，修复严重破损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开始为美国赚钱”。

1月9日，特朗普与美国石油巨头公司高管举行会议，要求这些美国石油公司尽快前往委内瑞拉进行石油投资，并承诺称“你们将获得全面的安全保障”。但多位美国石油公司高管就下一步投资委内瑞拉的公开表态较为谨慎。

美委石油的百年爱恨史

委内瑞拉的现代石油工业发端于20世纪初。第一批油井出现在该国西北部的马拉开波湖一带。1922年12月，湖岸的巴罗索二号油井发生井喷，持续一周，每天喷出约10万桶原油。此后，大量工人和企业向湖区聚集，形成早期的采油与服务体系。到1928年，委内瑞拉已跃升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

外资很早便深度进入委内瑞拉油田开发，其中美国和英国企业走在最前。凭借距离近、资金足、技术强等优势，美国公司逐步在委石油产业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二战以后，民众主义风靡拉美大陆（编注：尽管英文世界用populism统称民众主义与民粹主义，但拉美和国内学界都强调拉美的民众主义有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特征）。民众要求政府照顾中下层民众利益，收入进行再分配，并对国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委内瑞拉政府开始通过立法手段，强制要求跨国石油公司上缴半数利润，并于20世纪70年代实施了彻底的石油国有化。到20世纪末，委内瑞拉又在市场化浪潮下重新向外资开放油气业务，美国公司随之扩大参与。1997年，委内瑞拉对美石油出口达到历史峰值，每天160万桶，双边能源关系一度高度紧密。

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红利并未惠及底层，反而因社会分配不均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反弹，这成为查韦斯政府1998年上台的关键推力。对于查韦斯政府而言，掌控石油不仅是政治宣言，更是生存基础。石油既是委内瑞拉最稳定的外汇来源，也是政府财政的支柱。为获得推行社会政策与治理改革的资金，查韦斯推动石油行业结构重组，要求外资企业让出控制权，由国家掌握更大的决策空间与收益分配权。2007年前后，这一重组进入更激烈阶段。委内瑞拉对一批私营和外资资产实施收归国家管理，其中包括埃克森美孚、康菲等美国公司参与的油气项目。与此同时，雪佛龙选择与委政府达成安排，以较低股权继续留在当地运营，成为少数得以“留场”的大型美国企业。

这场重组在当时巩固了查韦斯的执政基础，但也留下了长期的争议与纠纷。国际仲裁机构随后裁定委内瑞拉需向撤资的外国公司支付数十亿美元赔偿，但委方因经济困境和政治立场长期未履行相关义务。这笔悬而未决的欠账，逐渐被美国政界转化为“被盗资产”的叙事来源。如今，美国政府高调宣称要“取回”石油财富，正是借助这一历史争议，将原本偏商业与法律层面的纠纷，延伸为军事介入与强控石油工业的政治理由。

为何是委内瑞拉？

表面上看，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为兑现竞选承诺、缓解国内通胀压力而必须走的一步险棋。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把油价压到每桶50美元，而当前油价仍在56-58美元附近徘徊。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油价这一最直观的民生指标被重新抬高，降低能源成本也就顺势成为其对外政策中最急迫、最容易被量化展示的目标之一。

但问题在于，美国油企本土增产并不听命于政治口号。多数石油公司对加大勘探力度和扩充产能保持谨慎态度，因为每桶50美元恰好逼近盈利底线。若油价长期偏低，不仅会挤压投资回报，也可能反噬美国页岩油产业，而页岩油资本恰恰是特朗普的重要政治支持者。

在这种回应选民诉求与既得利益集团妥协的矛盾之间，特朗普政府转向了更为激进的“重商主义”地缘策略，发动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控制委内瑞拉以达到以下三重目的：一是确立美国西半球能源霸权，维持能源战略优势；二是降低美国油价，直接回应国内选民对燃油负担的诉求；三是实现“特朗普推论”，削减中俄等域外大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

在操作层面，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过渡政府达成协议，委内瑞拉将向美国提供5000万桶原油，且会无期限地持续供应。这些原油将由美国进行销售，所售款项存于受美国控制的账户内，再由美方决定如何分配给委内瑞拉临时当局。

更重要的是，委内瑞拉的原油类型对美国炼油体系具有现实吸引力。委内瑞拉拥有约3000亿桶储量，当前日产量约90万桶，不到全球日消费量的1%。其原油以重质为主，往往需要与稀释剂（石油脑）混合才能输送，且含硫量高、加工难度大，通常只能以折扣价出售。但对美国而言却未必完全不利，因为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大量大型炼厂，美国十大炼厂中有九家位于该地区。这些炼厂在几十年前的设计初衷，就是加工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的重质高硫原油。相反，美国近年新增产量更多来自页岩油，偏轻质低硫，并不总能与部分炼厂的原料需求完全匹配。于是，委内瑞拉重油对美国石油加工业而言，具有独特吸引力。

美国石油公司对投资委内瑞拉态度冷淡

特朗普抛出的“千亿美元委内瑞拉石油计划”，在美国石油公司内部并未激起预期中的热情。表面上看，这些公司有机会收回过去被征用的资产、重新拿到开采权，但对体量巨大的石油巨头而言，这并不是一笔足以改变基本盘的爆发性收益。仅以规模衡量，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菲石油的年销售额合计已超过5000亿美元，委内瑞拉项目即便带来新增收入（约百亿美元级别），也很难成为决定性增量。正因如此，在当前低油价的市场环境下，面对该国因长期投资不足和管理混乱而几近瘫痪的基础设施，投入数百亿美元进行重建显然是一笔风险极高的买卖。

正因如此，美资巨头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真正具备规模与重油技术、理论上最有能力推动大规模增产的康菲和埃克森美孚，迄今并未释放重返委内瑞拉的明确信号。两家公司在20与21世纪之交经历过资产被国有化的冲击，留下长期纠纷与风险记忆。在这种背景下，它们更可能选择观望，等待更稳定的政治安排与更清晰的投资保障，而不是立即回到一个规则仍可能再次变化的市场。

相比之下，唯有雪佛龙选择留守，并与当局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因此具备一定的现场基础与扩张条件。但即便是雪佛龙，也并非积极加码的姿态。雪佛龙确实准备了在特定情形下扩大业务的方案，但需委内瑞拉具备人员、资产安全与资金自由流动等前提条件。

企业态度之所以冷淡，还在于政治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宣称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控制委内瑞拉油气资产，并可能调整许可与制裁安排，使美国控制的油轮销售“合法化”。这种机制虽然能暂时维持美国炼油厂的原料供应，并为华尔街创造可支配的资金池，但本质上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权宜之计。对于任何委内瑞拉执政当局而言，若为了换取美方资金而公然配合这种近乎“托管”的销售模式，无异于政治自杀，必将引发国内激烈的抗议，可能会导致现有临时政府垮台。

从长远看，要重振委内瑞拉能源产业，还需该国统治阶层进行更多政治和监管方面的改革。特朗普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源的控制与变现上，却对治理、治安与社会风险缺乏同等投入。在企业看来，这意味着项目的不确定性不会自行消失，只会在未来以更高的成本回到账本上，这也是美国石油公司普遍选择谨慎甚至冷淡的根本原因。

（李俊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战略研究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