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发展史》系列前两期是基础教育篇：
第一期主要讲了中国如何普及基础教育 世界教育史奇迹！实现十几亿人口的全民教育有多难？【激荡番外篇·基础教育 上】
第二期分析了我们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 应试VS素质：40年拉锯战，中国教育如何突围？【激荡番外篇·基础教育 下】
今天第三期，我们来聊聊改革开放后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这一期我们主要探讨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在文革的摧毁后艰难恢复高等教育？
90年代末为什么要实行高校扩招？
高校扩招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分别是什么？
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什么问题？
未来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发展？
好，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一. 恢复高考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而是恢复。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高考被取消，老师被批斗、扫厕所、关牛棚，教育系统基本瘫痪。1970年，清华北大开始试招新生，但招生对象仅限于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简称“工农兵大学生”。
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也就是说，不用考试，选拔标准只注重“红”，不注重“专”，教育完全为政治服务。
这造成的问题是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知识的和没知识的、高中水平的和初中水平的全都混在一起教，正常的教学根本无法开展。而且，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广为流传，“白卷英雄”备受追捧。
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时，针对高等教育问题就忧心忡忡：
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文革摧毁了整个教育系统，高考制度被废止，而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所以，生源选拔机制不改变，教育系统就不能恢复正常运转，一切就都是空谈。
1977年8月，在北京饭店，邓小平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讨论恢复高考。
会上，33位教育领域专家一致建议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也要改革现行招生制度。
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方法招来20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邓小平下定决心，当即决定推迟招生，当年就恢复高考，不再搞群众推荐。这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恢复高考为什么意义重大？首先当然是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其次，这绝不仅仅是恢复了一场考试这么简单，而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突破重重思想障碍，因为这在当时相当于动摇了“两个凡是”的原则，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方向。所以，恢复高考并不只是教育领域的事情，而是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是解放思想的第一声春雷，也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和前奏。
此前因为文革，高考已经中断了十一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全国上下一片震动，无数年轻人们奔走相告。
因为恢复高考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半年后，1978年夏天又举行了一次高考。
当时我们国力还很弱，弱到什么程度呢？因为考试太突然了、规模又太大，当时连印试卷的纸都没有，为此还专门请示了中央。为了解燃眉之急，中央最终决定把准备印《毛选》第五卷的纸用来印了试卷。
另外，因为组织这么大型的考试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经费，当时教育部希望考试报名费定在1块钱，最终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希望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5毛钱就行了。
就是在这种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冬夏两季全国共有1180万年轻人走上了考场，创造了世界考试史上的纪录，共录取了不到60万名大学生，录取率只有5%。
因为竞争激烈、录取难度大，恢复高考后的最初三届大学生也被称为“新三届”。
今天我们熟悉的很多人物都出自“新三届”：
文艺界有刘震云、莫言、王安忆、顾城，15岁就上北大的诗人海子，以及28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张艺谋等等。
企业界也人才辈出：执掌过4家世界500强的宁高宁，著名投资人熊晓鸽，泰康集团的陈东升，三一重工的梁稳根，新东方的徐小平，万通的冯仑，还有李东生、黄宏生、陈伟荣——他们三个是同班同学，日后分别创办了TCL、创维、康佳。
参加高考前，他们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军人，命运的齿轮跟随时代就此转动。
二. 出国留学
恢复高考只是第一步。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以用求贤若渴来形容，所以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推动出国留学。
之前受文革影响，我国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一度中止，那十年里，我们近十亿人口的大国一共只派出了337名留学生，科技水平已经被国外明显拉开了差距。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经济融入全球，而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教育也必须要全球化，必须与世界接轨。于是1978年，留学工作重启，但这件事当时同样顶着巨大的压力。
阻力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财力方面的。当时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很多人质疑，国家现在这么穷，国内都顾不过来，还要花钱派人出去留学，这是不是瞎搞？
更大的阻力是思想方面的。当时真正懂出国留学价值的人并不多，而且之前我们派遣留学生都是派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这回居然要把学生派到资本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学习，这简直不可理喻。而且，我们把优秀的学生挑选出来，国家花钱送他们去留学，最后不回来怎么办？国家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岂不都为海外服务了？
迷雾重重，就需要有人高瞻远瞩来拍板。关于出国留学的价值，邓小平当时是这么说的：
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而对于当时大家担心的留学生不回来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不要怕出现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现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当然，为了让留学生们能学成归国，我们也是苦口婆心，邓小平访美期间，夫人卓琳专门举办了首批留学生的招待会，专门嘱咐说：
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一位留学生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感到，小平同志为了派人出国留学，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不过即便如此，邓小平还是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派”、“少数人不回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在这样的胸襟之下，我们的留学事业开始快速发展起来，逐步与世界接轨。
三. 少年班往事
除了顶着压力派人出国留学，另一件体现我们当年求贤若渴的事是开办少年班。
1974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国访问，看到当时因为“文革”导致人才培养停滞的情况，提议从全国选拔一小批十三四岁的早慧少年，直接送到大学去培训，作为国家科技人才的储备力量，这就是“少年班”模式的雏形。
毛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马上实现。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一名教师致信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江西赣州13岁的天才少年宁铂，宁铂2岁半时会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之后他在家翻中医书，很快就会开药方，翻围棋书，没多久就能与大人对弈。
在当时全国希望“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迫切心情下，这封推荐信马上引起了重视。1978年初，宁铂受到方毅接见，期间两人下起了围棋，两局对弈，宁铂全胜。这成为当年最令人瞩目的新闻之一，江西出了个“神童”的消息轰动全国。
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少年班，20个左右从全国各地筛选来的神童走进了大学校门。
当时的宁铂还不满14岁，他的同学也个个异于常人：最小的谢彦波甚至只有11岁，完全是个小不点，他在小学三年级就学完了初中数学，四年级学完了高中数、理、化，五年级已经开始钻研大学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当时中科大派专人来面试时，发现还是小学生的他数学水平已经相当于大学一年级，其他学科也都达到高中毕业水平，于是他跳过整个中学阶段，从小学直接进了大学；还有个叫沈宇的同学，当时《解放日报》报道以初中生身份参加高中数学竞赛，提前1小时交卷，成绩是第一名。
神童们的故事在全国引发热烈反响，有一些甚至被传得玄之又玄，几乎所有学校都在物色神童，家家都期望能出个神童。
今天回看，少年班成才率的确很高，大部分人都读到了硕士博士，出了几百位顶级大学的教授、大量科学家。但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就是少年班中不少人后来都去了国外，成为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学校的教授。
另外有一些则成为了企业家：首届录取少年班的张亚勤入学时只有12岁，后来先后担任微软中国董事长、百度总裁和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以及李彦宏的夫人马东敏；曾被任正非寄予厚望的华为原副总裁李一男，都出自少年班。
当然，少年班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吹捧天才、唯智商论的风气对大量普通学生造成了心理压力，形成了负面导向，也让老师和家长对很多孩子揠苗助长。还有就是入选了少年班的学生很多只是智力上过人，但生活自理能力、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很欠缺，心理健康问题很普遍。
所以当年一些被媒体捧上神坛的天才，后来又被安上了“伤仲永”的帽子，比如当时名气最大的宁铂，毕业后发展并不顺利，后来遁入空门，去寺庙出了家；年纪最小的谢彦波，15岁就读了硕士，曾被寄予厚望，他在国内的博士导师是一代科学大师周光召，后来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又师从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但令人唏嘘的是，这两个博士学位都因为他人际关系紧张，最终没能毕业。
今天，大部分高校的少年班都已经停止招生，只有中科大、西安交大、东南大学依然保留。少年班的好与坏，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下定论的事。我们要理解它当年风靡的原因，首先就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考虑，改革开放之初，那是一个教育被文革耽误了十年、科技人才严重断档的特殊年代，国家求贤若渴，因此，社会无比期待天才，愿意相信神话，这是一种极朴素又热切的心情。
四. 什么是高校扩招？
恢复高考和与之配套的教师队伍建设，让我们的高等教育逐渐走向正轨；大力发展出国留学，则让我们的教育开始与全球接轨。当这样的人才培养体系搭建起来之后，改革开放事业才有了后备军，但发展到90年代，我们的高等教育又有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规模太小了。
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世界各国有个公认的判断指标，就是把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大众—普及”三个阶段：在全国18-22岁年龄段中，如果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低于15%，也就是毛入学率低于15%，说明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阶段；如果高于15%但低于50%，说明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阶段；如果毛入学率高于50%，代表发展到了最高水平，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阶段。
那当时我国毛入学率是多少呢？1980年，仅有1%左右，只有极少数人能接受高等教育；1990年，经过十年发展，也只提升到了3.4%，能上大学的人还是凤毛麟角，那时候考大学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八九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虽然也在扩招，但每年扩招的人数极其有限。这样的发展速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也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高级人才的需求。
那为什么不多招一点，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呢？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体制桎梏，二是财力有限。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完全由政府包办，政府包招生、包专业设置、包教材编写、包管理、包评价，最后包分配工作。因为教育事关重大，所以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教育改革的探索也还是非常慎重，这种政府包办的计划体制也没有立马改变。而这样的体制自然导致了大学难以大规模扩招，只能是精英教育。
第二点财力有限就更好理解了，当时高校办学完全靠政府拨经费，大学要扩招，意味着校舍、师资、设备、图书等各方面都严重不足，这里每一项都要花掉大量的经费，如果扩大规模，国家根本就供不起那么多大学生。
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们的教育体制开始加大探索力度，比如推动民办大学办学；1996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逐步取消了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制度；而在1999年，我们也迎来了一件影响更加深远的大事，这件事真正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高校扩招。
前面说了高校扩招有种种困难，很难实行，那1999年怎么突然又决定要扩招了呢？这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跟国内国际局势都有关。
首先，就是为了应对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金融危机如狂风骤雨，从泰国开始席卷东南亚，之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无一幸免。我们为了防止经济断崖式减速、保持人民币稳定，就必须要通过加大投资和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投资投在哪呢？——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而高校扩招势必要大量新建校舍、添置教学设备，正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大场景；同时，学生规模扩大了，教育消费也会增加，这也正是在拉动内需。所以，这成为高校扩招的直接经济背景。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缓解当时巨大的就业压力。90年代末，我国正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造成这个现象的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下岗潮。1998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在1600万人左右，大量下岗职工成为无业游民。就业市场上，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又要和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岗位，而高校扩招相当于是把本来要流入社会的年轻人延迟3-4年就业、进入大学，为下岗职工腾出了就业机会，让大学成为劳动力培训和储备的“蓄水池”，大大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
第三个原因是国家需要高素质人才。90年代，我们的经济在高速狂奔，到了世纪之交又马上要加入WTO，往后的发展更加需要一大批高级人才。当时我们就正面临着高级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国家需要培养更多的大学生。
第四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为了推行素质教育。高等教育本身是整个教育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一头面向社会，另一头承接的则是基础教育。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在回忆录中对于这一点也说得很清楚：
由于过去招生比例低，录取人数少，考大学难，迫使基础教育集中力量应付高难度考试，因此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所以，高校大幅度地扩招是客观的必然，也是民心所向。
高校扩招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人民渴望上大学。扩招之前，因为录取率太低，对绝大部分人考上大学就像是梦一样的存在，不仅是圆自己的梦，也是圆家族几代人的梦。安徽有个朱姓考生，从1985年参加高考，连续考了八年，终于在1993年如愿上了大学，当地人戏称为“朱八届”，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并不少见。
高校扩招的必要性已经很清楚了，那这么一大笔经费从哪里来呢？分为几个部分：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从1999年起，中央连续四年通过国债资金累计投入120多亿，同时带动地方政府和部门投入150多亿，这200多亿基本都用于高校扩招。
第二，是引入社会资金。高校扩招后，全国大学里最紧迫的问题是公寓、餐厅、文体活动场所的严重不足，要都盖起来这是一大笔钱，全部由政府财政来承担不现实。于是，我们将这些后勤设施改为社会化运营，引入社会资金来修建，再向社会开放经营管理权，这是当时高校扩招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第三，是进一步推动民办高校发展。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今天的很多民办大学都是在00年代高校扩招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些学校由社会资金成立，既减少了国家财政压力，又增加了教育资源的供给，让很多人有了上大学、上本科的机会。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筹措资金的方式，比如政府给学校一些土地政策可以用来置换建设资金、学校向银行贷款等等。
资金问题有了解决思路之后，1999年6月上旬，中央决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正式实行高校扩招。
下决定时，离高考只剩下十几天时间，当年的高校招生会议都开完了，招生计划也已经定好了。决议一出，立即重新部署，紧急扩招50万人，之后每年继续扩招。
为了承接大量学生，这段时期全国各地纷纷新建扩建校区，1999-2002这4年新建的学生公寓和食堂面积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50年建设面积的总和。当时全国大学新校区如雨后春笋，一栋栋教学楼、公寓拔地而起。
通过连年扩招，大学生数量开始激增，从1998-2007年，普通高校当年招生数从108万人增加到566万人，高等教育总规模由780万人飙升到2700万人，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其中在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这标志着我们历史性地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这种之前的精英教育走进了寻常百姓家。00年代，全国无数村庄纷纷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许多原来要出门打工或者在家当农民的年轻人走进了大学的校门，80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人，这是他们的父辈梦寐以求的荣耀。
五. 高校扩招的正反面影响
高校扩招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未来和亿万国人的人生。它具体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就是上面提到的，帮我们分担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冲击，延缓了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发展，同时，它减轻了学生们考大学的压力，虽然今天我们的教育依然在减负的过程中，但这更多是一种主动内卷，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没有上大学的机会。
另外，也正是因为高校扩招，中国才真正从人口大国逐渐变成人力资源强国。今天，我们进入数字时代、AI时代，能够实现科技创新，都是因为我们拥有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以上这些都是高校扩招带来的正面影响，但凡事有两面性，这种急速扩张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首先，高校扩招整体是在办学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短缺既包括教室、宿舍、食堂等硬件设施不足，也包括师资力量、管理水平等软件资源不足，这造成了教学质量滑坡、校园秩序混乱。
其次，高校扩招只是延缓了就业压力，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就业问题，原本要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在大学待了3-4年，毕业出来了还是会遇到难找工作的问题，后续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始终存在，这和后来很多人考研的情况类似，考研可以延缓就业，但最终还是要进入社会找工作。
第三，高校扩招造成了“学历泡沫化”现象，由于大学生数量的急剧上升，现在大学学历的含金量已经远远不如八十年代，包括硕士甚至博士学历也在贬值，不少学校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和社会声望，都争着建博士点硕士点，而学位淘汰率接近于零。
最后，高校扩招也让一些学校变得功利，想走捷径，比如00年代就掀起了一股高校改名潮。这其中除了从“学校”改为“学院”、“学院”改为“大学”，还有的是拼命想把校名中的“市名”改为“省名”、把“省名”改为“国字号”开头，还有大量学校抛弃老校名，纷纷在校名中加入“工商”、“科技”、“理工”等词语，而这么做单纯只是为了“叫起来响亮”、“听起来上档次”，从而方便招生，所以现在绝大部分省份都有XX理工学院、XX科技学院、XX工商学院，这让很多学校反而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变得毫无辨识度。
这些都是高校扩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总体而言，高校扩招带来的积极影响要远大过于负面影响。
六. 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
高校扩招是我们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但这也只是其中一环。
我们的高等教育实行的其实是“两头走”策略，一头走规模，就是实行高校扩招，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数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成果就是大众型、普及型的三本、专科大爆发；而另一头是走质量，建设精英型、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应对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这里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211”、“985”工程。
211工程从八十年代开始酝酿，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启动。“211”的意思是指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实施方式主要是通过投入大量专项资金改善学校整体条件，比如新建教学、科研用房，添置仪器设备，增加科研经费等等。大学有了经费，就有了技术创新的条件，为我们今天在各个领域实现技术突围和“国产替代”打下了基础。
985工程则比“211”更进一步，目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1998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宣告：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根据讲话的时间，这项工程命名为985工程。
相比211工程，这次的目标更高，是为了打造世界顶级大学，入选学校的标准更严，1998年5月的首批只选了清华和北大，后面按批次逐渐增加，一期工程只选了34所，投入资金也更大。
世纪之交时，我们整体的教育经费是非常紧张的，高校扩招需要钱，之前讲过的实现基础教育的“两基”更需要钱，但即便如此，我们在985工程上还是砸下重金，相比211工程的投入资金大幅度提升，一期工程投入255亿，二期工程投入426亿，三期投入约200亿。
211和985工程承担了大量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凝聚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让我国的科研实力、创新能力都大大增强。
在攀登技术高峰的同时，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2019年，全国高职扩招100万人，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历史性地突破了50%，这意味着我国正式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阶段。
202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继续上升到60.8%，高等教育总规模4846万人，从最早十里八村也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到一个村里也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再到今天同龄人中60%以上能接受大学教育，这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
规模在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深度也在继续挖掘。
2017年，在“211工程”、“985工程”之后，我国又确立了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双一流”建设，也就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让中国大学向世界顶级名校冲锋。
“双一流”建设综合了“211”、“985”工程的整体目标，但模式上有迭代，这次的遴选认定打破终身制，对入选的学校实行动态监测，根据考评结果有进有出或者调整支持力度；同时，“双一流”建设更强调“一流学科”的引领作用，对国家急需、有战略价值的学科重点扶植。这一方面是让扶植更精准，同时，也是在淡化名校光环，让学科实力真正强劲的高校能更受关注，实现特色发展，以打破高校间的阶层固化。
除了大学和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我们也不断探索。
2020年，“强基计划”启动，旨在选拔和培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储备人才。计划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招生方式是在高考成绩之外，还需要通过专门的高校考核和综合素质评价，且基础学科要拔尖。
精挑细选之后就是重点培养，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可以单独编班，实行导师制、小班化教学，配备顶级师资和学习条件，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对学业优秀的学生可以优先安排直博、公派留学、奖学金等等，同时鼓励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科学中心等顶级科研机构吸纳这些学生参与项目研究。总而言之，就是用最好的教育资源来浇灌出国家未来的栋梁。
而在此之前，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还有一个计划——“拔尖计划”，也被称为“珠峰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回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94岁的钱学森说道：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
“拔尖计划”则是从全国各顶级大学中，通过各种方式筛选出最优秀的学生，进行针对性地培养。北大元培学院、清华姚班、钱班等都是代表性的培养基地。对于这批学生，学校既配备最好的师资资源，也让他们有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也鼓励他们志向远大、心态平和，因为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培养未来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思想者，我们熟悉的“韦神”韦东奕，就是北大2010级基础数学方向拔尖计划的录取生。
2018年9月，“拔尖计划2.0”启动，力度继续加大，从2019-2021年，分三批建设了288个培养基地，导师配备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顶级师资。计划目标是用10年时间培养数万名基础学科拔尖人才，为国家重大战略储备中流砥柱，助力中国在下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
所以，高校扩招是追求广度，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强基计划”、“拔尖计划”则是追求深度，重点培养高科技人才。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是在左右两条腿的配合下，载着古老中国走向未来。
七. 高等教育的成就与挑战
从改革开放之初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今天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以上，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力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为国家崛起培育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而反过来，改革开放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支撑着高等教育向更深处扎根、更宽处纵横。这是一条互为因果、互相成就的道路。
这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不言而喻，我国形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育了数以亿计的人才，但成就也与挑战并存。
第一是文凭贬值，这一方面体现在大量中介机构推动“速成学历”的乱象，“在线读研”、“快速拿证”、“高效镀金”，包括“代写论文”等一站式服务；另一方面，确实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导致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含金量下滑，很多人毕业后也没有从事相关专业。
第二就是“毕业即失业”问题，今天，我们每年都有千万级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于热门专业或者名校生还好，但是大量普通大学毕业生正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找工作很难，这是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困境，这跟一些大学的教学质量较低相关，也和大学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专业设置上的跟风相关。当然，大学是按计划招生，而学生毕业后面对的则是瞬息万变的市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变量太多，有一定误差也很难避免。
第三是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这既体现在名校和普通大学之间的资源不均衡，也体现在不同省份之间的不均衡。其实高考后，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是在省内读大学，大学毕业后也相当于部分的学生就留在大学所在的城市工作。而这样首先是造成了不同省份的学生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是有差别的，因为有些省市“双一流”高校有十几所甚至几十所，而有些省市只有一所，而同时，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的城市也意味着人才匮乏，经济增长乏力。
最后一个挑战是人才培养模式，当下，我们能产生世界级影响的科技人才依然不多，能获得诺贝尔奖等世界级奖项的科学家和欧美相比依然有限，“钱学森之问”还在拷问着我们的高等教育，这条路，我们仍在努力探索之中。
今天，国际形势变化莫测，中美博弈日益焦灼，AI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大爆发的前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背后的竞赛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竞赛。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我们能有今天的底气和从容，得益于过去高等教育的发展，而面向未来，我们能继续不落下风甚至实现逆袭，则更有赖于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
科技革命、国际竞争，除此之外，我们还正面临着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速、人口结构巨变的挑战。我们的发展战略也从之前的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基于依靠高新技术与服务的内需型经济。
大河拐大弯，时代在轰鸣，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这样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出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人才，他们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服务人员，让他们联起手来，以先辈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魄，以曾经砸烂一个旧世界再建造一个新世界的雄心，共同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