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对话郑永年：国际法是弱国的武器，尊重是“斗争”出来的

译者按·2026·01·13

美军突袭委内瑞拉事件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大国战略剧烈调整、战后国际秩序实质性瓦解的尖锐信号。当强权不再需要“基于规则的秩序”作为外衣，世界正滑向怎样的未来？在此背景下，《南华早报》专访知名学者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谈。

本篇译文还原了对谈现场的核心洞察：我们正目睹国际秩序进入一个“再封建化”的历史性阶段。美国战略收缩、聚焦西半球“后院”，实质是重回划分势力范围的强权逻辑；而大国博弈已形成“事实上的G2”格局，中美“越斗越谈”将成为新常态。郑永年还在对话中犀利指出，国际法本质是“弱国的武器”，大国始终奉行“依法统治”而非“法治”。在这一结构性变革中，所有国家，尤其是小国，都面临如何在强权夹缝中自处与生存的严峻考题。

本文原载于《南华早报》（SCMP），原题为“Open Questions | Zheng Yongnian on Trump, Venezuela and why China doesn’t want ‘a separate kitchen’”，供读者参考。

南华早报：

关于委内瑞拉问题，您曾指出美国向拉美洲的战略转向可能重塑地区秩序，而特朗普对其他国家的警告可能导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您如何评估这些变化，它们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

2026年1月3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拉卡洛塔机场升起浓烟（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

这涉及到特朗普的战略转向，而这实际上在美国国内已形成广泛共识，正如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所体现的那样。他的战略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是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他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在该地区的存在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不过，我认为他既没有能力，也未必真的打算完全将西半球封锁起来，不让其他国家介入。我们不应把这种战略想象得太极端。

第二，是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内部就一直在讨论战略收缩，但从未真正付诸实施。我认为特朗普是有可能做到的。他是个商人，行动导向，往往说到做到。他的战略焦点是“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国内为中心，同时关注周边，特别是“后院”——从“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走向他口中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

二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深度嵌入在欧洲、中东和东亚等各个区域。由于美国是这些区域现有秩序的一部分，一旦退出，势必造成局部混乱。而其战略重心转向拉丁美洲——即重新嵌入这一地区——可能同样带来动荡。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动荡”将成为世界的主旋律。无论美国是撤出还是推进，其动作都会引发一系列重大调整。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正在发生的变化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大国之间的关系。这是根本性的。大国关系决定全球地缘格局的走向，小国对其影响甚微。委内瑞拉绝不会是美国最后的目标。就像在欧洲一样，即使战争结束，乌克兰也不会是俄罗斯的最终目标。

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右翼智库就开始讨论“三分天下”的战略。在大国中，特朗普是第二个推动这一战略的，第一位是普京——尽管理由不同，但他早已在这么做了。

一些欧洲国家，像波兰，感到惶恐，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特朗普与普京妥协、通过割让乌克兰领土来结束战争，那么俄罗斯的目标绝不会止步于乌克兰。

与此同时，所谓的“区域领主”也在崛起。例如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中的扩张行为。因此我认为，当前国际秩序正在“封建化”——各国都在寻求自己的势力范围。

我们过去认为特朗普关于吞并格陵兰、加拿大的言论是笑话，但他其实是认真的。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他完全没有逻辑。拉美是美国的“后院”，高度依赖美国，但也成为美国诸多问题的源头，包括毒品、非法移民与人口贩运。

美国在“门罗主义”之后并未真正发展拉丁美洲，该地区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孱弱、社会分裂严重，极端亲美与极端反美力量并存。这也是我认为特朗普这次干预是认真的原因——没有哪个国家会坐视自己的“后院”变成负担。

特朗普不仅是在做“附属原则”的延伸，而是试图实现门罗主义的原始意图。虽然对委内瑞拉的干预显然是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但不少当地人却在庆祝，阿根廷也明确站在美国一边。特朗普的目标，至少是要在该地区巩固亲美力量。

据传，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成为“委内瑞拉总督”的角色，这预示着一种“新殖民主义”正在形成。与英国殖民不同，特朗普不会派遣大批文官，而可能只是任命几位关键人物，至少在过渡期间进行治理。

第二，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宪章》规定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这只是理论和原则，从未成为现实。小国如何与大国共处，这一问题从未真正解决。

小国必须具备高度成熟的外交智慧，才能生存下来。这非常艰难。如果一个小国通过拉拢其他大国不断挑战邻近强国，最终一定会成为牺牲品。中、美、俄等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在今天已不大可能，因其都拥有核武器、网络与人工智能等强大战力。但如果某个东南亚国家依靠美国对抗中国，或某个拉美国家借助俄罗斯或中国对抗美国——就像当年古巴依赖苏联——那势必会引发严重问题。这正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第三，地区秩序与全球秩序的关系。

美国过去是全球性大国，而现在正在退回为区域性大国，这将带来区域与全球秩序的重新校准。接下来，在上述三个层面都会发生剧烈变化。这些都是结构性变革，而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

危地马拉民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推行土地改革，后续美国支持一支由危地马拉流亡者组成的队伍颠覆其政权（图源：德国之声）

南华早报：

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在西半球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单极体系，以削弱中国在美洲的影响力；也有人认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可能反而会增强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促使它们与中国走得更近，从而平衡华盛顿的影响力。你怎么看这两种观点？

郑永年：

根据历史经验与权力政治的逻辑，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两种看法。

首先，拉丁美洲是不是变得更具自主性了？绝对不是。相反，它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加强。

拉美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团结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尽管它们确实有一些地区性组织，但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略自主”的理念可能会在拉美左翼内部有所增强，但理念归理念，它们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其次，拉美是否真的会成为一个完全排他的美国势力范围，把“美洲”变成“美利坚”？我也对此表示怀疑。

美国毕竟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资本不会局限于拉丁美洲或北美，仍会流向中国和欧洲。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特朗普当然希望主导拉美事务，但这并不等于他打算将该地区变成美国的私人领地。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中美之间仍有谈判与博弈的空间。

如果美国真的要把中国企业彻底排除出拉丁美洲，那美方在东亚的利益又会发生什么？这其实是一个“互惠”的问题。特朗普讲的是权力政治的语言，而当前的中美关系状态，也是权力政治互动的产物。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需要客观看待美国干预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利益肯定会受到一定影响，但美国并不具备将中国完全挤出拉美的能力。如果它真的这么做，中国也可能采取对等措施，将美国逐出东亚，而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大国之间的互动不会消失，它们仍将持续存在——只是，小国家在这种博弈中会处于不利地位。

南华早报：

拉丁美洲的右翼势力似乎正与美国鹰派靠得越来越近。你怎么看这种趋势？这会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未来战略选项和前景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

拉丁美洲的右翼历来与美国关系良好。拉美右翼的许多利益根基都在美国。

在这种依附型的发展模式下，许多大型企业和精英阶层从与美国的联系中受益。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实施的国有化政策，没收了美国的资产，这正是华盛顿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

这种右翼趋势对中国肯定会有一定影响，但不应被夸大。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更多是互利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并不带有地缘政治考量。而右翼政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更加重视经贸关系。

所谓“中国搞地缘政治”的说法，在我看来是西方的夸大。中国在拉美主要做的是民生导向的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能源贸易完全是自然的：中国发展需要资源，而拉美国家也需要出口。这一点在农业领域同样适用。

随着中美两国领导人今年可能有至少三次会晤，我认为中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是可以妥善处理的。当然，绑架马杜罗是对国际法的公然侵犯。中国已正式抗议，呼吁美方释放他。但中国也非常务实：无论一个政府是左翼还是右翼，中国都会与之接触，例如阿根廷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在拉美的许多经济活动不是美国可以轻易取代的。在拉美的竞争并不是零和博弈，正如更广泛的中美关系也不是零和关系。

位于厄瓜多尔丛林中的科卡科多辛克雷大坝，中国的贷款帮助其企业获得了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图源：纽约时报）

南华早报：

委内瑞拉事件将如何影响更广泛的中美战略竞争？21世纪的大国博弈是否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郑永年：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重构国际秩序的另一个阶段。

联合国体系虽然仍然存在，但它已经越来越和现实不相关了。根据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大国将在制定国际规则和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小国在这方面几乎没有能力，只能“搭便车”。

这也正是中美关系为何如此重要。去年在釜山峰会前，特朗普就公开使用了“G2”这个说法。我们其实不必过多揣测他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只要客观看待中美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就会发现世界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G2格局”。如果这两个大国能够合作，仍然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但如果无法合作、无法解决问题，甚至陷入冲突，那将是“两败俱伤”、共同毁灭。

目前，美国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能源大国。在这次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中，能源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能源在其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鱼钩”——为美国资本介入提供足够的动力。

特朗普会派兵进入委内瑞拉吗？那并不是他的意图。他不会做那种会导致美国人死亡的事情。这次行动中并没有美国人伤亡，所以他感到很满意。他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美国过去的战略方式。即便这涉及某种殖民主义，也属于一种“新型殖民”，而不是过去那种老式的殖民方式。有些事态仍需要时间去观察——我们不应仓促下结论。同时，也不要低估特朗普的政治智慧。

南华早报：

正如你所提到的，特朗普政府正在走“新殖民主义”的道路。这是否会对其他国家构成更广泛的威慑或产生寒蝉效应？这对中国来说有哪些风险？

郑永年：

这场危机对中国周边的小国来说是一种警示：不要把美国当作保护者，并不断挑战中国。特朗普没能解决乌克兰危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会承认俄罗斯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但这一做法同样是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的。

因此，未来小国家必须格外谨慎：不要轻易挑衅大国，也不要急于选边站队或依赖某一大国来对抗另一大国。这种“左右逢源”的策略只能玩到一定限度，一旦越界，最终注定会成为牺牲品。

“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一个地缘政治项目。这些年来，中国从未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去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中国从未要求参与国“站队”或追随中国，而是着眼于发展经济与贸易关系，这也不是一个反美项目。直到今天，该倡议仍然对美国开放。虽然经济层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一带一路”倡议依然会继续推进与发展。我不认为美国会在所有“一带一路”国家都进行干预，那将完全违背特朗普战略收缩、专注西半球的初衷。

如果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收缩”、聚焦西半球，那他的目标就并非专门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如果美国真的要全面打压“一带一路”倡议，那就等于重新走上帝国主义扩张的老路，这将与特朗普战略逻辑相矛盾。我不认为这是现实的做法，最终只会加速美国的衰落。

今年中美关系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互补。美国在基础研究、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产品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则在应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农产品与软件的需求方面具有优势。

但当前的问题是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偏低，很多事务都被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一旦所有事务都被“安全化”，商业往来就难以为继。去年在釜山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双方都强调经贸关系是“稳定锚”。去年中美之间仍有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额。我相信，随着政治互信的提升，中美关系将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不过，双方都需要做出调整。中国可能需要对其在西半球的部分工作进行调整；同样，美国也在调整其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布局。如果未来的世界真是一个“三极结构”，那么各方都需要做出适当调整。这将是一个重新排序的过程。

2025年11月，中国在荷兰政府非法接管安世半导体后，实施出口管制，并停止从中国工厂向欧洲交付安世芯片，相关的报复措施给全球汽车产业带来震动（图源：BBC）

南华早报：

委内瑞拉危机和美国对台军售是否会为今年的中美元首互动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郑永年：

斗争与合作是常态，尤其在特朗普执政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对于（前总统）拜登，或者那些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人物来说，这类事件的影响可能更大。但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个以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人物来说，影响相对较小。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同于过去。过去有很多意识形态因素，而现在则更多是权力政治在主导。中美双方已经认可了彼此的实力：中国做了什么，美国会抗议；美国做了什么，中国也会抗议。这已经变成了“日常操作”——是正常状态。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双方依然会继续合作。

在美国，尤其是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知：中国已经崛起，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学会如何与中国共处。因此，部分中美分歧，例如台湾问题，不太可能真正阻碍双边关系的总体发展。

斗争与合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斗争，就没有真正的合作；而有了合作作为基础，斗争也不会导致全面崩溃——不会像当年的美苏关系那样走向破裂。

南华早报：

您指出战后国际秩序已实质性瓦解，随着世界步入更无序的阶段，各国必须思考如何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利益。强权政治——甚至丛林法则——是否正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你是否认为这是结构性转变？

郑永年：

这是一种周期性变化。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国际关系始终遵循丛林法则。大国才是规则制定者。它们奉行的是依法统治而非法治。国际法不过是“弱国武器”，而强权国家常凌驾其上——美国、苏联和大英帝国的历史皆是明证。美国从未真正遵循其美国叙事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我们不应认为过去的世界不受丛林法则支配。对大国而言，世界始终是“丛林”。历史反复印证着这种循环往复的规律。

但无需过度忧虑。我们所见证的并非秩序的缺失，而是秩序重建的过程。在我看来，未来的秩序格局颇有意思。俄罗斯与欧洲的现代历史纠葛，正引发对其区域及国际秩序如何重塑的思考。

当前不存在单一的国际秩序——唯有各大国各自的秩序体系。正因如此，我将现状描述为某种“封建化”状态：每个大国都按自身规则统治其势力范围。展望未来，关键在于这些不同秩序体系间的互动与博弈能否最终催生新的国际秩序，而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

南华早报：

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多极格局能否巩固？如果可以的话，该如何实现？

郑永年：

中国当前的做法其实相当明智。尽管联合国主导的秩序影响力减弱，世贸组织等机构效能不再如前，但中国并未试图“另起炉灶”。西方主导的秩序仍有其价值。自由贸易发源于西方并由美国倡导，但特朗普出于国内考量选择抛弃它。中国却接过旗帜继续前行。

中国的做法具有包容性，其开放政策便是明证。中国已成为自由贸易体系最坚定的捍卫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中国继承并延续了西方遗产的诸多要素。我认为这是成本更低的明智之举。

2026年1月，白宫宣布，特朗普签署公告，欲退出66个国际组织涉及多个联合国相关机构（图源：德国之声）

南华早报：

您提到美俄等大国似乎在对全球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应如何定位与应对？未来美国领导人更迭会改变这种格局吗？

郑永年：

我认为美国的战略调整不仅源于特朗普的个人观点——尽管他确实秉持19世纪帝国主义的世界观——更受美国国内国情驱动。若美国继续以往过度扩张的路线，将面临更大的问题。因此，这种转变有其合理性。但如此大规模的调整会损害美国既得利益集团，这也是两党精英都对此不满的原因。

特朗普之后——比如民主党执政或特朗普之后的共和党上台——一切都会逆转吗？我认为不太可能。特朗普的整体判断可能是正确的，可能只会调整一些具体的方法。根本上，美国必须战略收缩，否则将陷入严重困境。这体现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在我看来，该战略主要体现了美国副总统J.D.万斯和卢比奥等年轻一代的思想，并将特朗普的行动纳入了他们的框架。

抛开党派斗争不谈，美国“Z世代”（Gen Z）看待中国和国际事务的方式与冷战一代截然不同。这是主要趋势。虽有波动，但美国不可能结构性回归二战后或里根时代的状态——美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实力。

中国秉持开放包容立场，绝不参与任何瓜分世界的企图。中国从未追求过这种目标。目前中国聚焦在台湾和南海等议题上，但我们的立场是基于主权核心利益的，而非地缘政治考量。解决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关乎中国主权，而非试图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

回望被西方误称为“朝贡体系”的中国千年制度，其本质与罗马时代的西方实践截然不同。西方史学家如费正清（译者注：美国汉学家）未能找到对应概念，便将西方框架强加于中国。实际上，中国体系包含礼仪性赠礼——你向皇帝献上相当于5美元的礼物，他会回赠10美元。在仪式结束后，中国实质上实行单边贸易开放。中国既无西方式殖民传统，也无真正的朝贡强加。二者截然不同。

因此，今日中国在捍卫核心利益时，既不会加入瓜分世界的行列，也不会闭关锁国，更不会宣称“亚洲属于中国人”。中国的利益具有全球性——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且不进行影响他国安全的地缘政治。

南华早报：

同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相比，中国避免进行海外军事行动——这本应提升其形象，但其仍旧面临有效保护海外利益的挑战。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

中国的哲学根植于儒家思想和软实力；我们的古老智慧认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在于阻止战争，“止戈为武”。这体现在我们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上——我们从不主动发动侵略。

但在当今世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这种哲学？当你拥有硬实力时，必须巧妙运用它。硬实力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绝不能效仿美苏模式。但当中国利益遍及全球时，仅凭软实力能否守护它？显然不能。

我们需汲取英美苏三国历史教训：明智运用硬实力——并非完全回避，而应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他国利益。我称之为“天下观2.0”。

传统“天下观”的核心理念是正确的：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兼顾他人利益。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关怀天下万民”。“天下观”不仅仅是软实力；若没有硬实力作为基础，软实力便难以为继。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人们便不会尊重你。

1820年，中国GDP仍居世界首位。但短短二十年后的1840年，却败于一个小小的英国——那时还有谁会尊重中国？中国在四轮对美贸易斗争中成功站稳脚跟，这铸就了我们的信心与决心，赢得了尊重。尊重源于斗争——源于对硬实力的娴熟运用。不畏强权，方得尊重。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展示签署后的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图源：新华社）

南华早报：

有分析人士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可为北京应对“台独”势力提供参考。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郑永年：

社交媒体上关于特朗普抓捕委内瑞拉总统的讨论甚嚣尘上，但这绝非美国首次采取此类行动。他们此前实施过类似行动——例如在巴拿马抓捕前领导人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只是我们大多已淡忘（译者注：1989年12月20日，美国政府以“保护侨民、重建民主制度”等为借口，对巴拿马发起军事行动，目的是推翻时任巴拿马政府首脑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领导的政府，永久控制巴拿马运河）。

当然中国可以研究借鉴。在我看来，这是史上最高效的军事行动之一。特朗普本人称其“完美”——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当年灾难性的伊朗人质营救行动形成鲜明对比。

但就军事策略而言，台湾问题必须另当别论。台湾问题的本质不同：两岸都有中国人。我们长期秉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原则。我们的政策是防止分裂，同时推行“一国两制”，其本质意味着和平解决并最终实现统一。

但在战术层面，是否可以考虑“斩首行动” （译者注：“斩首行动”并非字面意义的杀害，而是指通过有针对性地消灭或捕获敌方政治或军事领导人，来削弱对方的组织能力、瓦解其指挥系统、改变其行为）？当然，我认为任何地方都有人考虑这种选择。真正的问题在于可行性以及能否真正成功。

南华早报：

今年是美国要举行中期选举。去年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时曾戏称，若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将取消2028年大选。您是否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委内瑞拉行动的时机存在关联？

郑永年：

很难断言委内瑞拉行动主要是否是为配合中期选举而进行的。该行动筹划已久，且确实是重大议题——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便是其核心关切。此次行动必然影响美国国内政治。但在我看来，除非民主党实现重大逆转，否则不会根本性改变中期选举的整体走向。尽管存在抗议活动，整体趋势不太可能改变。

我们不应理想化美国人——他们与其他民族一样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影响。此类帝国主义行动可能会煽动美国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国内政治虽有一定影响，但不会大幅偏离特朗普的整体外交战略。若人们认为对委行动是成功的，甚至可能因为唤醒了民族主义情绪凝聚更多支持。美国人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19世纪领土扩张时期便可见一斑——他们常指责他国民族主义，自身却表现得更为激烈。

南华早报：

特朗普曾公开表达对领土扩张时期美国总统的钦佩。

郑永年：

确实如此。尤其是在毒品危机问题上，这种倾向更为突出——这场危机已对美国社会造成深重伤害。例如芬太尼问题就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大议题，因为它夺走了太多美国年轻人的生命。特朗普的确对美国国内这些社会与人道主义问题展现出了部分关切，其中并非纯粹的政治算计。

当然，作为一名政客，他会利用这些议题，但对多数普通美国人而言，他确实是在为国家利益行事。虽然有一些抗议活动，却无法改变整体格局——他的支持基础依然稳固。

本文作者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本文译者

覃筱靖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项目博士生。

周宇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