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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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没写城市历史了，新年第一篇，我们就来聊聊浙江杭州。

和周边省份相比，浙江的地理情况比较复杂，全省的陆域面积中，山地占75%左右、水面占5%、平原只有20%，故而称为“七山一水两分田。”

无论社会经济如何演变，平原的价值永远要高于山地，而浙江的平原，又大部集中在北部地区，即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平原和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涵盖了嘉兴、湖州、杭州、宁波、绍兴。

做为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交界处，杭州，毫无疑问的起到了连接两大平原，汇通南北财富、人力、信息的作用。

凭借这样的地理优势，杭州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浙江最重要的城市。

除了地理优势，杭州还有水运优势。

发源于安徽休宁县的新安江，流经浙江淳安县以后，和衢江、金华江组成的兰江合流，共同形成富春江，然后直奔杭州，汇入大海。

而杭州做为京杭大运河的南部起点，又能经江苏、山东、河北等省份，直抵北京。

这样一来，杭州便有了双重的水运优势——

一方面，安徽、浙江、江西的人力货物，不仅能通过杭州出海，走向全世界，也能通过杭州深入中国腹地，直达天听。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人力货物要进入中国，最佳的中转站之一，便是经济基础雄厚且四通八达的杭州，北京朝廷要经略东南半壁，杭州也是绕不开的节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从唐朝开始，杭州的地位便日渐上升，成为长江以南人口最多的地方，号称东南名郡。

和平时期，杭州做为地域性城市和经济重镇，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能够占尽东南半壁的气运，但在战乱时期，如果某一方势力想利用既有的经济优势来开朝立国，杭州的局限性便显露出来了。

杭州以南的浙江大部和福建全省，基本以山地为主，整合难度非常大，不可能出现强势的割据政权，暂且不去说它。

杭州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部。

杭州以北是苏南地区，而要经略苏南或抵御苏南，太湖便是必争之地，太湖两侧的苏州和宜兴，又是必须争取的战略支点。所以宜兴—太湖—苏州是保卫杭州的第一道防线。

苏南以北是长江，做为横贯中国东西的天险，长江自然是不能不设防的，那么依托长江构建起来的南京—九江—武汉—荆州—三峡—重庆，便是保卫杭州的第二道防线。

常言道“守江必守淮”，如果不能守住淮河，长江也必然守不住，所以淮河两岸的淮安—淮南—信阳以及襄阳—南阳—潼关是保卫杭州的第三道防线。

不难看出来，构建这三道防线的难度太大，即便成功构建起来，也是处处漏风，维护成本很高。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正因如此，定都杭州的吴越和南宋，虽然经济繁荣昌盛，但无法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整体国力，难逃亡国的命运。

2

吴越国的开国君主是钱镠，就是那个写出“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钱镠，开创出“吴越钱氏”的钱镠，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穆都要认为祖宗的钱镠。

早年间，钱镠是目不识丁的杭州临安无赖，也没有正经事业，每日不是溜达就是赌博，和刘邦、刘裕等人的早年生活差不多。为了养家糊口，他甚至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私盐贩子——

“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

但在唐朝末年，社会秩序崩溃，读书科举然后出将入相的路基本堵死，反而是钱镠这种常年在法律红线边缘游走的人，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公元875年，浙西裨将王郢起兵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听到消息，随即招募乡兵讨伐王郢。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新领导和一群新员工，需要磨合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产生信任，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关系。但如果事到临头，没有这么长的磨合时间，便需要从新员工里选一位有威望的人，帮助新领导管理这群新员工。

董昌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而他选择的有威望的人，便是钱镠。

就这样，做了半辈子无赖的钱镠一步登天，成为董昌的偏将，并发扬“打仗不要命”的精神，带着这批乡兵，一战击破王郢，平定叛乱。

钱镠的命运，就此改变。

以此为起点，钱镠步步为营，逐步取得杭州及浙江的控制权——

黄巢带着反唐义军来到浙江时，董昌命钱镠统兵迎战，保卫乡梓。于是，钱镠利用纵横交错的山谷地形，指挥二十余人击败黄巢的先锋，斩首数百级，让黄巢以为唐朝大军在后，不敢逼近杭州。

凭借这项战功，唐朝册封董昌为杭州刺史，钱镠也晋升为杭州八都都指挥使。

公元882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和董昌抢地盘，钱镠替董昌击败刘汉宏，董昌便以越州观察使的身份进驻越州（绍兴），钱镠则取代董昌，做了杭州刺史。

公元887年，淮南都知兵马使毕师铎，起兵囚禁淮南节度使高骈，淮南大乱，逐渐发展成杨行密和孙儒争夺淮南的局面。利用这个时机，钱镠也出兵北上，趁乱夺取苏州和常州，建立起保卫杭州的太湖防线。

公元895年，董昌在越州称帝，准备和唐朝分庭抗礼，钱镠又打着唐朝的旗号，出兵讨伐董昌。成功以后，唐昭宗册封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彭城郡王，并赐予丹书铁券，赦免九次死罪。

至此，钱镠以杭州为基础，建立起统治苏南、浙江的割据势力。

公元907年，朱温改唐建梁，钱镠又被朱温封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吴越国正式立国，成为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

从个人层面来说，钱镠由一介无赖而裂土封王，无疑是成功的，但从政权层面来说，吴越国是失败的。

因为定都杭州需要建立的三道防线，钱镠只完成了太湖防线，而整个长江两岸的南京、九江、武汉等地，都在杨行密建立的吴国治下，钱镠根本没有机会构建长江防线。

这就意味着，杨吴政权以及后来建立的南唐政权，死死的将吴越国压缩在苏南、浙江一带，吴越国根本没有机会向外发展。

乱世政权不能向外发展，便只能等死。

在这样的背景下，吴越国相继向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等中原政权称臣纳贡，试图利用远交近攻的手段，借中原王朝的地理优势，压制统治淮河、长江一线的杨吴和南唐，勉力维持吴越的国祚。

但是等后周世宗柴荣占领长江以北的所有疆土，赵匡胤的北宋又继承这份基业以后，中原王朝一统江南的趋势就不可避免，那么远交近攻的手段，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赵匡胤做皇帝时，面对末代吴越国王钱俶亲自进贡的大量珍宝，便毫不客气的说了一句：

“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

宋军还没有渡江，赵匡胤就把杭州视为自己的产业了，这就是地理压制在政权兴亡方面的意义。

事实上，北宋攻灭吴越时，确实没有费力。

公元975年，钱俶出兵五万助北宋消灭南唐，宋军彻底突破长江防线，直逼杭州。

再过三年，钱俶见大势不可违，便向北宋纳土投降。

吴越亡国。

3

赵匡胤嘲讽吴越国王钱俶的时候，恐怕没有想到，三百年以后，赵氏子孙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

公元1126年闰11月，金军攻破北宋都城开封，随即俘虏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以及亲王、公主、嫔妃、大臣等王公贵族返回东北。次年5月，拥兵十余万的康王赵构，在北宋残余官员的拥护下，于北宋南京（河南商丘）登基称帝，建立起南宋政权。

国都被破，皇帝遭俘，如何收拾残局恢复江山呢？

宰相李纲给赵构提了十条意见，其中两条是——

在各个要害重镇设立藩镇，平时练兵备战，助朝廷镇守地方，战时守望相助，合力消灭孤军深入的金军。同时，在黄河、淮河、长江以南设立帅府，负责修城池、整军备、练水军，构建三道防线，保护中国腹地。

以故都开封为根本，但要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南京）为东都，一方面能镇压地方的反叛势力，另一方面能分散金军的进攻目标，防止再次被金军斩首。

实事求是的说，李纲的两条意见都是可行的，但操作起来也是有难度的，需要皇帝和宰相具备极高的能力，才有实现的可能。

但赵构偏偏是个才智有余、胆略不足的人，和那些拨乱反正的雄主相比，他实在是缺一些英雄气。

于是，赵构表面上同意李纲的意见，说是要和朝廷大臣们商议一番，实际上在半年以后，即公元1128年正月，赵构便跑到扬州，不敢和金军正面抗衡。

5月，赵构听了宗泽的建议，下诏返回开封。

7月，宗泽去世，金国决议起兵伐宋，赵构为躲避金军的兵锋，又带着朝廷官员和军队南下逃命，于公元1129年2月抵达杭州。

从开封跑到杭州，狂奔将近一千公里，这哪里是中国皇帝该有的样子？

集英殿修撰卫肤敏感觉不妥，便在受赵构召见时说：

“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钱氏节度二浙而窃居之，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难矣。”

“陛下不狩建康而狩维扬，所以致今日之警也。为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

卫皮敏非常反对迁都杭州，告诉赵构，一旦这样做了，必然会重蹈吴越钱氏的覆辙，即便一定要南迁，那也得定都建康，直接构建长江防线和淮河防线，和金军正面对峙。

所谓的天子守国门，并不是天子要兼任大将冲锋陷阵，而是亲临第一线，亲自掌控第一线的人事、布局以及工作进度。

一旦躲到后方，天子便可能受人蒙蔽，第一线的上上下下也会产生怠惰情绪。

这才是天子守国门的真意。

然而，赵构始终没有下定恢复中原的决心，在建康稍微住了几年，等秦桧和金国签订和平协议以后，便重返杭州，再也不走了。

既然赵构做了和吴越钱氏相同的选择，那么赵构建立的南宋政权，也必然要遭遇和吴越钱氏相同的命运。

公元1273年正月，早已消灭金国的元朝，经过数年血战终于攻破襄阳，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襄阳大都督。

南宋经营百余年的淮河防线，一朝破灭。

次年9月，元朝的河南江北行省左丞相伯颜，统帅平章政事阿术、吕文焕等人自襄阳发出，征伐南宋。

因为长江两岸的宋军都是吕文焕旧部，故而有了吕文焕加盟的元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占领复州、汉阳（武汉）、鄂州、黄州、蕲州、江州（九江）、池州、安庆等地。

到了公元1275年2月，伯颜就进驻建康（南京）。

随后，忽必烈亲自拟定战略：“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术分驻扬州，绝宋淮南之援。”

收到诏书以后，阿术统兵渡江，进驻扬州。

短短半年时间，元军便横扫长江两岸，将南宋的诺大疆土切为两段，兵锋直指杭州，而阿术在扬州监视江北，又导致南宋的江淮残余军队难以回援，威胁元军的侧背，和杭州的军队形成合力。

长江一线对杭州的地理压制再次出现，那么南宋灭亡，便成为定居。

公元1276年正月，伯颜统兵经常州、无锡、平江等地进抵临安，太皇太后谢氏和宋恭帝赵㬎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向伯颜投降。

而在进临安之前，面对南宋派来求和的使者，伯颜就意味深长的说道：

“钱氏纳土，李氏出降，皆汝国之法也。汝国得天下於小儿，亦失之於小儿，天道如此，尚何多言。”

4

吴越和南宋亡国的历史，证明了杭州在军事地理方面没有任何优势，这两个王朝的灭亡，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那除了军事地理以外，吴越和南宋的灭亡，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

有的。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越世家》里，对吴越国做了一个总结性评价：“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

翻译过来就是，经济富裕但民风暗弱，遇到大事喜欢用“技巧”来解决，没有一往无前打破现状的勇气。

其实吧，这两件事是一体两面的。

新安江连接东西而大运河贯通南北，让杭州成为闽浙皖赣的财富汇聚点，大量的货物、资金、人力流动让杭州繁荣起来，成为人间天堂一样的城市。

但也正是因为经济繁荣，让这块地方的人们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必用暴力的方式来谋生，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拼死一战的勇气，永远想着以和为贵。

这就是“号为怯弱”的原因。

而为了和平，保住现有的既得利益，他们愿意付出一些代价，并通过各种谈判技巧，将这些行动落到实处。

这就是“偷生工巧”。

如果换个角度理解欧阳修的那句话，其实就是，地理条件塑造了杭州的经济能力，反过来也剥夺了杭州的政治和军事能力。

总的来说，历史给杭州的定位就是财富重地，谈杭州甚至谈浙江的时候，就不能谈政治和军事，只能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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