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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天气越来越冷，但对于成千上万等待社会住房的家庭来说，比气温更低的是他们收到的拒信。

“你收入太低，我们无法将房子租给你。”——这听起来像是个残酷的玩笑，却是越来越多低收入者面对的现实。根据慈善机构Crisis的最新报告，社会住房的严重短缺正迫使住房协会采用愈发苛刻的筛选标准，而最贫困的人群往往最先出局。

这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重新摆放躺椅”，一家住房协会如此形容当前的局面——当船正在下沉时，争论谁该坐在哪里已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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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本就是个‘第22条军规’。”Crisis政策与社会变革执行主任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说，“人们想搬进社会租赁房，却被告知因为经济状况不行而被拒绝。但问题是：如果他们负担不起社会住房，还能去哪儿？”

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住房协会承认，基于租户负担能力的审查——即评估潜在租户有多少钱——已导致许多人被拒绝提供社会住房。近四分之一的协会表示，收入低于特定门槛的家庭有时甚至无法进入当地的住房登记名单。

背后的关键原因是福利政策收紧——71%的住房协会明确说，福利金额有上限、住房补贴被削减，是他们严格审核的主要理由。

所谓福利上限，就是对劳动年龄家庭的福利总额设了天花板，再加上住房补贴减少，低收入家庭的日子更难了。更糟的是，那些有特殊困难的人（比如身体或精神问题）被拒的概率更高。阿尔巴内塞解释：“住房协会越来越怕担风险，福利改革让这种心态更严重。如果没法给这些脆弱的人提供足够帮助，担心他们租不长久，就会直接拒绝。”

Crisis首席执行官马特·唐尼直言：“社会住房本来就是给最低收入的人提供安全住处的，如果连这个都住不起，他们还能去哪？”在他看来，社会住房越建越少，政府福利又不断削减，把住房协会逼到了绝境——只能拒绝那些本就艰难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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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住房难题，只是全球不平等的一个缩影。

根据《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全球不平等已达到极端水平，急需采取行动。这份基于200名研究人员编制数据的报告发现：不到6万人——占世界人口的0.001%——控制的财富是整个下半部分人类的三倍；前10%的收入者比其他90%的总和赚得更多；最贫穷的一半人只获得全球总收入的不到10%。

财富（人们资产的价值）比收入（工作和投资所得）更加集中。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75%的财富，而底层一半仅拥有2%。在几乎每个地区，前1%的财富都超过了底层90%的总和。

报告牵头人里卡多·戈麦斯-卡雷拉写道：“现在的世界，一小撮人掌握着空前的财富，数十亿人却连基本的生活稳定都没有。”

数据显示，全球最富的0.001%（不到6万人），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4%涨到了6%以上；自上世纪90年代起，百万富翁的财富每年涨8%，是底层50%人群的两倍。

报告发现，机会不平等助长了结果不平等。例如，欧洲和北美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0多倍——这一差距大约是人均GDP差距的三倍。

报告给出了具体方案：对全球不到10万名亿万、千万富翁征3%的全球税，每年能筹7500亿美元，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预算总和。同时，全球金融体系对富裕国家更有利——发达国家能低息借钱，再去海外高回报投资，靠这个赚差价。数据显示，每年有1%的全球GDP从穷国流向富国，这比全球援助款多近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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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平等也很严重。报告说，全球都存在男女工资差：不算家务等无偿劳动，女性每小时收入是男性的61%；算上无偿劳动，只剩32%。更值得警惕的是，财富和碳排放也挂钩——底层50%人群只产生3%的碳排放，最富10%却占77%。报告强调：“这是脆弱性的不平等，排放最少的穷国人民，最容易受气候灾害影响；排放最多的人，反而能躲开冲击。”

“富人的投资选择对气候的影响，甚至超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报告指出。

报告明确，不平等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加大教育、医疗投入，完善税收和福利分配。但问题在于，超级富豪常能逃税：普通人收入越高税越多，到了亿万富翁这里反而变少，“这些精英交的税，比例比很多低收入家庭还低”。

报告最后总结：“减少不平等是政治选择，难就难在选民分裂、工人话语权弱、财富影响力太大。解决办法早就有了，关键看有没有政治决心。”

面对日益严峻的住房危机，英国政府表示正在采取行动：“我们已投资10亿英镑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并计划建设一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

但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远远不够。社会住房存量持续减少，租金不断上涨，福利金却停滞不前——系统的每个环节都在出问题。

“社会住房本应是最后的安全网。”Crisis负责人说，“当这张网都接不住最脆弱的人群时，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