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肖声
来源 | 最人物
阿崔，33岁直男，做过电影评论、话剧，2022年底从国企辞职，2023年专职开书店，取名“另一个书屋”。
这是家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书店，不到40平，却含女量极高：拥有2000册与女性相关的书籍，90%以上为女作者；不定期举办女性活动，主题涵盖新书分享会、女性电影放映会、女性知识讲座及互助会等。
一个男的开女性主义书店，阿崔不断遭受争议。男性骂他背叛群体，女性说他动机不纯，最严重的让他“去死”。
争议的天平如何倾斜，答案谁也说不清，但唯一能肯定的是，另一个书屋真实地链接起每一位关心女性的、具体的人。
这里曾上演无数次感动。有人因情绪失落而收获陌生人的拥抱；有人随手分享一块披萨，无意间促成一场姐妹聚会；有人捧着鲜花告诉阿崔“谢谢你开了这家书店”。
女子便是好，温暖比质疑令人振奋。尽管过程起伏，阿崔依旧想把书店开下去。
在另一个书屋，善意像莫比乌斯环一样，从未停止流动。
鹏润大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毗邻亮马河。大楼通体采用浅蓝色玻璃装饰，楼顶配备2个罕见的直升机停机坪，周边建有五星级酒店、豪华商超。
这里曾是国美电器的总部，后来随着国美没落，一并走向萧条。目前楼内多数办公室正在招租，附近的商业街已经消失，繁华不再，人去楼空。
正如实体书店的命运，喧嚣过后终将归于沉寂。在行业下行的年代，很难说清逆流而上的人是英雄还是蠢材。
崔起超，人称“阿崔”，33岁，是“另一个书屋”——北京第一家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书店的主理人。
2023年3月27日，另一个书屋开业，起初位于北京西城泰安里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派建筑中，后来由于特殊原因经历两次搬迁，先到高碑店的文化产业园，最后落脚在鹏润大厦。
它隐藏在这栋楼最不显眼的位置：一楼扶梯后、拐角中、便利店旁。如非主动探索，绝不会进入路人视野。
即便有备而来，拜访者依然可能迷失。提前做好攻略的Noora初次拜访，愣是在楼内楼外找了近20分钟，最后终于找到一家书店，迟疑之际，凭借门口贴的西蒙·波伏瓦海报成功辨认。
另一个书屋
另一个书屋暂借在湖边草书店内，整个空间约40平，一分为二。后半部分属于原有的湖边草书店，用于陈列该店的书籍及举办活动，前半部分是另一个书屋。
书屋两侧14列书架摆满与女性相关的书籍，中间陈设畅销书书柜，上面铺着印有“另一个”logo的桌布。书籍分为女性写作、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妇女史、女性权益与健康四个类别，2000册图书中，90%以上为女性作者。
柜台旁、门口处贴着书店办过的各类女性主题活动的海报，比如《出走的决心》观影会、性骚扰相关法律科普、全女ADHD互助交流会等。
海报墙另一侧是两幅女书裱字，分别写着“天下妇女”“姊妹一家”。
店里还有一块留言板，记录着不同读者的心声。有人留下祝福“祝妳经济独立、精神独立”；有人希望“女性主义不再是理想，而是现实”。
另一个书屋的海报墙
女书裱字
留言板
一切都与女子相关。除了店长是个男的。
阿崔身高176，体型中等，中长发微卷，胡茬明显。与我们见面时，他穿了机车风棉外套，一条西装裤裙，一双马丁靴。
“与想象中截然不同的形象”，许多来书店的读者曾表达过类似说法。
随后疑问接踵而来：怎么是男的？男的为什么开女性主题书店？他是直男吗？男的能做好吗？这家书店是故意搞噱头吗……
起初，阿崔跟客人一个个解释，后来他干脆把原因写下来，打印在一张A4纸上，直接拿给顾客看。据说这张A4纸被翻得起了毛边，只是阿崔搬新店时，不小心弄丢了。
A4纸上写明阿崔是个直男，以及这家女性主义书店的诞生与变迁。
阿崔
开书店的想法发轫于2022年末。
在此之前，他做过电影评论，每周看10部电影、产出5篇公众号文章，把0粉丝的账号运营至领域头部；也做过话剧编剧，有一部原创戏剧正在南京、上海驻场演出。开书店前，他在北京国企剧团拥有稳定工作。
尽管在过往领域中小有成就，阿崔却并不满足，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处在紧缩状态，迫切希望寻找意义，“想开家书店”的想法涌上心头。
阿崔出生于1992年，小时候电子阅读不发达，关于知识的想象全部来自实体书籍，对于钟爱读书的他来说，开书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可能每一个文学青年或文艺青年，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梦想”，阿崔笑着说。
2022年底，阿崔辞去国企剧团的工作，开始筹备书店。放弃稳定工作意味着什么、实体书店能否盈利？他没考虑那么多，想到什么就做了。
就这样，另一个书屋摇摇晃晃地开起来。
对另一个书屋，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是后来才有的主题。
2022年底的一系列公共事件，让阿崔意识到女性处境的严峻性。受中国台湾女书店启发，他决定将个人书店聚焦于女性主义。
事实上，在此之前，阿崔已经形成一套自己的性别观念，讲起女性主义理论滔滔不绝。
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专业，读书时不仅研究心理学知识，还主动学习性别研究课程。
2017年，全球掀起Metoo运动（反性骚扰运动），新一代女性主义浪潮席卷而来。阿崔受此影响，开始深入研究女性主义，意识到许多女性遭遇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父权体制与厌女思想。
他重新打量身边的女性：“她们才华横溢，坚韧勇敢，美丽善良，她们拥有诸多远胜于我的美好品质。平庸如我，普通且自信着，优秀如她们，却从内到外时常遭受质疑与苛责。”
也回忆起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差别对待。阿崔读初中时数理化成绩不够理想，老师们便会鼓励他：“只要你到了高中就会甩开她们一大截”，而一些女同学却得到相反的反馈：“你初中可能很好，但你高中可能未必有他好。”
未搬迁前，书店的一面墙上贴满杰出女性肖像
这种由性别造成的差异，阿崔在与前女友的相处中，察觉到更多细节。后来他在个人公众号文章《一家女性主义书店的诞生和成长》中提到：
女朋友每天都提前一小时起床，往酸涩的眼睛里戴隐形眼镜。她洗完头、穿好衣服，还要用卷发棒卷刘海，不能太慢，会耽误出门时间；不能太快，有被卷发棒烫伤的风险。与此同时，阿崔只需要五分钟搞定刷牙洗脸等一切出门所需，然后躺在沙发上打游戏、或阅读喜欢的书。
她每天清晨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是站在体重计上，即使她很瘦，从未超过100斤。而阿崔，年过三十，体重日益增长，却被周边人安慰，不过是发福而已。
夏天，她为脱落几根体毛，咬牙忍受激光在皮肤上的灼烧。毛发更旺盛的阿崔，却可以骄傲地露着茂密的腿毛满大街溜达。
独自出门时，她会用纸巾裹着一把小刀放在背包的口袋里，因为恐惧，以备不时之需。
起初阿崔以为这是个例，后来通过读书、关注社会事件、跟其他女性交流后，才知道是女性共有的经验。
“一个身处特权的人，无法意识到自己身处特权；一个既得利益者，也很难觉察利益并非理所当然”，阿崔说。
另一个书屋最初的店面
阿崔把自己对女性处境的观察归结于命盘，“群星水瓶座的人本身就会对这样的东西更敏感”。但除此之外，了解他的成长经历，也许能更清晰地体会这种敏感。
他是东北人，老家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的一个山村，那里是小兴安岭的极寒地带，每到冬天，温度总会骤降至零下三十多度，地面覆满一层厚厚的积雪。
阿崔4岁时，父亲因车祸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小寄住在不同亲戚家里。聊起小时候的经历，他多次提到“恐惧”这个词，直言“暴力”和“讨好”贯穿自己的成长。
30年前，发生在伊春农村的家庭暴力十分普遍，但阿崔的父亲生前更极端。一次醉酒后，他拿起菜刀砍向两岁的阿崔。妈妈扑在阿崔身上，刀落在她背上，留下近20厘米的伤疤。
那时阿崔还没有记忆，这件事是听长辈复述的，后来成为他产生恐惧的来源之一。这并非阿崔的母亲第一次及最后一次遭受暴力。
“她既是母职绑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阿崔感到残忍，“正因为她被绑在了母职上，所以我才获得更多偏爱”。
说到这里，阿崔一度哽咽，不停深呼吸调整情绪，对话陷入停滞。直到访谈接近尾声，他才再次讲起小时候的故事。
母亲没有忍让而是还手，“打不过再叫上舅舅一起打，打完就不过（日子）了”。阿崔回忆起，妈妈有两段婚姻是因为家庭暴力而终结。
阿崔
“东北的文化就是弱肉强食”，阿崔说。在他成长的年代，暴力不仅发生在家庭内部，还蔓延至学校、社会。
从六七岁起，他就被家里人要求与同龄男孩子摔跤，以此培养男子气概。朋友间的感情也靠暴力维系，如果阿崔的兄弟被打，他一定会替兄弟出头。
读高中时，阿崔来到广东一所公益学校。即便身在外地，来自东北的学生也会拉帮结派，保持着更原始的冲动。
身材高大结实的阿崔在这种环境中并非弱者，他或多或少迎合着暴力文化。茗瀚是另一个书屋的代理店长，据他说，阿崔现在还经常说“铁哥们儿”这种话，听得他头皮发麻。
阿崔又时常反思阳刚气质。由于过小接触暴力，他不可避免地恐惧男性力量、渴望发起反抗。与此同时，小时候辗转寄住于不同亲戚家，他又不得不学会讨好，做个很乖的孩子，示弱、哭泣。
这种双面性塑造出阿崔多愁善感的性格，正因此，他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恐惧与讨好。
不过他承认始终无法对女性感同身受。只是接触足够多、倾听足够多，仅此而已。
在公众号里，阿崔写道：“与身边这些‘她们’的相处与交往，是我选择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的起因，也是我决心和勇气的来源。”
他从女性亲属、朋友身上汲取到许多爱和能量，却从未有机会回报什么，而开一家女性主义书店是他现阶段发自内心、觉得有成就的事情。
尽管公开阐明开女性主义书店的初衷，但多数人并不了解阿崔的经历，他仍不断遭遇质疑，矛头直指男性身份。
书店刚开业时，有读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指出店主是个男的，致使阿崔陷入网暴。男性说他背叛群体，女性说他动机不纯，最严重的让他“去死”。
阿崔不知道怎么解释，干脆关闭评论、私信功能。在他看来，解释的前提是双方拥有沟通和交流的可能，但如果论断先于沟通下定的话，语言就没什么作用了。
大约两个月之后，线上的网暴风波逐渐平息，可线下的质疑却从未停止。
另一个书屋中间书柜上摆的推荐书目
茗瀚今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正计划申请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从出版跨到劳工研究。
2024年春天，他在北京郎园书市的摊位上偶遇另一个书屋，意识到这里是研究出版与社会转型的绝佳田野调查点，便默默记下，打算日后拜访。
半年后的一个周末，他首次走进书店。当时店里只有阿崔一个人，茗瀚起初只当他是店员，交谈后才得知是店长。
“看着不像性少数群体”，茗瀚心里想，同时询问阿崔开女性主义书店的动机。读完阿崔递过来的A4纸，他才了解这位男店长的心路历程。
那天，茗瀚主动提出到店兼职的想法，阿崔立马答应下来。深入参与书店业务后，茗瀚逐渐感受到阿崔的处境。
有次一个白白胖胖、说话声音很大、气质非常自信的小男孩冲进书店，说他特别懂书，要来看看这家书店的书怎么样。男孩的妈妈瞬间紧张起来，告诉他别看，这些书不是他这个年纪该看的。
还有些中年男性会先进店扫一圈书架，一边质疑为什么全是女性书籍，一边教阿崔做生意，让他选点鲁迅的书，选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书市上摆摊时，茗瀚遭遇无数次提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女性主义书店）？”最有攻击性的是一个操着北京口音的老大爷说：“哟，你这个女性主义，这个，你在里边是什么角色？你，你做什么？你在这干啥呢？”
茗瀚试图解释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老大爷听完，淡淡地表示“那行吧”，随后拿起一本《不咬人的女性主义》，翻了几页说：“这名起得挺好”，扬长而去。
那一刻，茗瀚开始理解阿崔的复杂心态：“我在这咋了？我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遇到这些情况，茗瀚通常不太有耐心，但阿崔会跟他们解释这家书店的由来，以及为什么选择女性书籍。
阿崔
男性的评论更像“在装理中客”，而女性读者则会怀疑阿崔是不是“女权表演艺术家”，认为男性终归无法理解女性。
2025年10月，宇歌在社交媒体上了解到另一个书屋，线下拜访过两次。在她看来，男性穿裙子、涂指甲油或读女性主义文学，并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追求包容和平等外，更重要的是挑战以及尝试解构男性特权。
她读过阿崔发表在个人公众号的自述，不禁疑问：文章花大量篇幅描写女友如何化妆、烫头发，展现这些过程的细节与精致，但阿崔是否思考过女友真正需要什么？比如观察的同时，他可以泡一杯茶或准备一份早餐。
具体到做家务上，宇歌认为将“擅长情绪劳动”作为分工依据，本质上不是对女性的体谅，而是一种选择性参与。它让男性保留了决定承担什么、不承担什么的权力，却让女性继续承担剩余的一切。
很多时候，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并不是因为“更擅长”，而是这些劳动被默认必须有人完成，她们往往不具备选择空间。
另一个书屋的热销榜单包含《妇女一直在工作》
当我们问起阿崔生活中的女性主义实践时，他说“报过两次警”。一次是在路边看到一个喝醉的男人缠着女人，把她怼在墙边愤怒地说着什么；一次是在酒店里听到一男一女大喊大叫，像在打架的时候。
平时他会时刻注意地铁里是否有人拿起手机偷拍；当有男性抱着谈恋爱的目的来到书店时立刻拒绝。
但聊起是否做家务，阿崔的回答是“不会”。在他看来，自己更擅长提供情绪价值，可以在妈妈做家务时向她提供积极反馈。这意味着重视妈妈的付出，而非贬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书店利润或许能验证阿崔开店的动机是否纯粹。如今实体书店正在陨落，何况以性别为主题的另一个书屋。
即便举办活动能招揽到一些顾客，但刨除杂七杂八的费用，书店的利润几近于无。
茗瀚记得办《女性卫生用品社会史》的新书发布会时，二十平的书屋挤满五六十人，书店卖出去许多书，那晚的营业额有几千，结果最后一算账，只赚了20块。
他不禁无奈，“这是在干啥”，按照这样经营，书店能活下去简直是奇迹。
另一个书屋
阿崔坦言，2025年11月赚了2000块，减去买书花的1200元之后，利润只剩800，其余月份几乎是负利润。
他靠存款和卖剧本维生，今年一部话剧的版权卖了10万，勉强够他在北京一年的生活费。
阿崔时常想放弃，但左右脑互搏后选择坚持。“今年又卖了个剧本，也挺过来了，明年我再干点其他的活，可能也能挺过来”，阿崔说，“这家书店能够帮助、影响一些人，是有意义的事情”。
他有两位大学女同学十分认可女性主义书店，分别投资了不少钱；湖边草书店的负责人是阿崔的好朋友，暂时不收房租；书店的读者也多数保持善意，成为阿崔坚持的动力。
有人会进店给阿崔一个拥抱；有人会带礼物；有人出钱资助书店。阿崔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男留学生向书店捐了1000多块，这是他收到过最大的一笔来自读者的投资。
遭遇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一个剃着寸头的女孩捧了一束花来店里送给他，“谢谢你开了这家书店”，阿崔记得女孩说。
《阁楼上的女人》作者的留言：
感谢在这个世界里，还有“另一个书屋”
曾有人建议阿崔引入其他商业模式、借助某种概念炒火书店，但他悉数拒绝，更希望保持以书为主体的现状。
他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但在预期中，另一个书屋会存活挺长时间，可能5年、10年，只是会以不同的形式存活。
“实在不行就搬到小地方去，比如泉州、成都，那里房租更低，能让它（书店）活着，也能让我活着”，阿崔说。
另一个书屋到底特别在哪儿，以至于招致如此多质疑，又邂逅这么多美好？
它是北京第一家女性主义书店，为所有人提供了解女性主义的机会。
除了畅销书，读者还可以在书店找到市面上失传的经典著作，例如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14册。关于女性主义的流派划分、历史发展，以及法律、艺术等领域的女性著作，书店几乎都有。
此外，书店不定期举办女性主题活动，欢迎任何性别、任何取向的读者参加，成为自由讨论女性话题的公共空间，发生过无数感动。
这里最常办的活动是新书分享会，女性作家将来到现场与读者围坐讨论。由书延伸出去的还有电影放映会、女性创作者、艺术家的分享会。此外，还有科普讲座、ADHD女性互助会等广泛意义上的女性活动。
最开始，书店的活动由阿崔策划，并邀请有相关背景的朋友来做讲座。第一个活动，他请来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的高中同学科普HPV。
时隔不久，一位当律师的同学刚办完一起与性骚扰相关的案子，阿崔又把他请来分享办案经验。
书店的活动海报
后来不断有读者找阿崔合作，希望就某个议题展开讨论。
最近书店举办过一场粉红税艺术展览，主讲人是北京一所国际高中的女学生。
她先梳理了国内与粉红税相关的学术研究，随后收集到60多个生活案例进行展览。例如，某购物平台上款式相同的遮阳帽，粉色标价34.5元，而灰色只需16.2元。
还准备了一块互动板和紫、橘两个颜色的便签纸，以便读者回答是否认同粉红税的存在，同意贴紫色，反之贴橘色。
约10位参与者来到这场分享会，男女都有。高中生讲完，讨论迅速蔓延，甚至拓展到粉红税是否存在特权的话题，因为展览中夹杂许多英文。
Noora也在现场。她是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的博士生，正在做拉拉和女双性恋的婚与不婚研究，为了寻找资料和调研对象，找到另一个书屋，从此成为常客。
听完所有人的观点，Noora感到女性公共空间存在的必要。她自本科起在国外留学，学习过大量女性主义研究，这些讨论让她思考知识或女性主义是否只有高阶级的人才会讨论。
粉红税艺术展览内容节选
书店每场活动收费19或38元，具体金额根据活动类型决定。一般去中心化的交流活动只来不到10个人，普通讲座可能有三四十人参加，而电影放映会规模能达到200人。
参与者各个年龄层都有，以女性为主，偶有男性造访。HPV科普活动上，一位男性便替老婆到场参加，他老婆有这方面困扰，但无奈于加班，只能派他过来听讲。
阿崔通常在这些活动上隐身，只在开场时介绍主题、嘉宾，或根本不出现。他把自己看作服务者，负责端茶倒水，有意识地抑制自己的表达欲，希望让更多女性参与讨论，从而保证女性掌握话语权。
也有人主动要求把发言机会交给女性，阿崔记得一次电影放映会上，有女生直接跟主持人说，不要再给男生发言的机会，我们要自己发言。
活动现场可能会出现参与者情绪失控的情况，这时所有人都会围过来安慰她。阿崔已记不清具体事件，但脑海中的画面是：一个人比较低落，接着一个人率先站起来抱她，然后又有人站起来抱她们……
无需多余话语，一个来自陌生人的拥抱便可以默契地托住所有情绪。
在书店一次活动上，两位女性拥抱着互相鼓励
2024年三八节，书店举办买书送酒的活动，当天来了十几个人。等到晚饭时间，有个女生点了两个披萨，叫大家一起吃，所有人凑过来，另一个女生从包里掏出刚买的面包，还有人分享了路上买的草莓，大家坐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边聊天。
一切都是自发的，一个人分享了善意，而所有人都在进行传递。
就像莫比乌苏斯环一样，流淌于女性书店的美好没有起点，终点也不是结束。
*宇歌为化名，感谢Noora、茗瀚、宇歌、雅宣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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