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说明：本文源自《财新》，作者：安格斯·迪顿（美国） 安妮·凯斯（美国）——
【前记】最近“斩杀线”一词火了，它原本是游戏用语，指游戏中的玩家角色血条血量低于这条线时，就随时可能被对手的一套连招打败。但对于美国人而言，这条“斩杀线”是真实存在的：一旦收入和储蓄跌破某个水平线，那么生活就随时可能会被会被一次小意外打破，哪怕是一次小病、一场小的交通事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在《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描述的正是真实存在、由数据支撑的“斩杀线”。美式资本主义系统性地摧毁了美国大批劳工阶层的工作、健康、家庭与尊严，最终将他们推向自杀、药物过量和酗酒的“绝望的死亡”深渊。
跌落“斩杀线”之下，意味着遭遇一场多维度的围剿
【逆转的生死曲线和绝望的死亡】
很难想象，在医学发展、经济发达的21世纪，一个富裕国家的核心人群，其死亡率竟然不降反升。
这正是发生在美国中年非西班牙裔白人身上的骇人现实。1998年后，美国白人的死亡率没有像其他富裕国家一样继续下降，而是完全停止下降，甚至掉头向上。
排除战争等特殊情况，任何一个大型群体的死亡率都不应该不降反升。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触目惊心的现象？
导致“绝望的死亡”的三大“杀手”，分别是滥用阿片类药物中毒、因酒精中毒而导致的肝病以及自杀。因这三种原因而死亡的人数在美国，尤其是美国白人中急剧上升，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在其他富裕国家里。
之所以将这三类死亡通称为“绝望的死亡”，是因为它们与痛苦关联，与精神和行为健康关联，且没有任何传染源。
“我丈夫的心里充满内疚，他认为我们的儿子吸毒全是他的错。然后，他开始变得特别沮丧，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枪爆头自杀。”美国肯塔基州的贝基·曼宁讲述了自己的丈夫因为儿子吸毒而抑郁自杀的经历。
在她的叙事中，不仅有死亡，还有病痛和成瘾，以及分崩离析和丧失意义的生活。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经济上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许多人看不到光明的经济前景或生活前景，于是他们成为药物、酒精和自杀的牺牲品。
更关键的是，这场灾难并非均匀分布。它几乎完全集中在那些最高学历为高中或以下的白人劳工阶层身上。自20世纪最后10年以来，美国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劳工阶层占了工作人群的38%，他们的命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从而成为因绝望而死亡的最大牺牲品，且人数不断增长。
【跌入“斩杀线”下：生活的全面塌方】
绝望的死亡狂潮不能简单归因于贫穷或经济周期波动。真正的核心，是支撑数代美国劳工阶层生活方式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跌落“斩杀线”之下，意味着遭遇一场多维度的围剿。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劳动者，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不增反降。受全球化和自动化影响，制造业岗位外流。新创造的面向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的岗位寥寥无几，许多人并非“不愿工作”，而是面对“差工作”或“无工作”的困境，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工作，作为经济来源和身份认同的双重支柱，已然崩塌。
【经济基础的动摇直接引爆了连锁崩塌】
家庭瓦解，婚姻率大幅下降，非婚生子女比例激增；社区凋零，曾经围绕工厂、工会和教堂形成的紧密社区网络分崩离析，地理隔离加剧，成功者聚居都市与学区，失败者被困在衰败的城镇，社会纽带断裂；与工作相伴的仪式感、归属感、对未来的期许一同消失，宗教慰藉也在逐渐丧失，底层群体的幸福感下降。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中，一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报告自己不幸福，并且这一群体的比例在在 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上涨。
与死亡浪潮并行的，是人群健康状况的全面恶化。他们报告更多的慢性疼痛（背、颈、关节）、更严重的精神痛苦、更高的残疾率以及日常活动能力的衰退。
通常情况下，疼痛总是随年龄增长而稳步上升。然而美国白人报告的慢性疼痛水平，呈现出一种全球独有的怪异模式：在中年时期达到峰值，甚至超过了更年长的老年人群体。而没有大学学位者，在任何年龄段报告的疼痛水平，都远高于有学位的同胞。疼痛，成了他们生活困境最直接的生理表达。
面对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酒精和药物成了廉价的“自我医疗”手段。没有大学学位的群体中，短时间内大量饮酒（狂饮）更为普遍，对肝脏造成毁灭性打击。药企大力推销阿片类止痛药，并弱化其成瘾性警告，人们从治疗背痛、牙痛开始，迅速坠入成瘾深渊。
身体的痛、生活意义的崩溃、精神支柱的缺失最终导向了自杀率的飙升，这是心灵疼痛的终极爆发。
【为何是他们？】
有人将美国面临的“绝望的死亡”流行归咎于经济危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这些因素确实对美国造成了冲击，但他们也冲击了其他发达国家，为何唯独美国出现了如此规模的“绝望死亡”流行病？
首先，美国的医疗制度吞噬了美国GDP的18%，约为美国国防开支的4倍、美国教育开支的3倍。美国的医疗费用居全球之首，但是美国的医疗制度在富裕国家中则是最差的。
提供医疗服务耗费的成本严重拖累了经济，导致工资长期停滞，这是劫贫济富式再分配的一个典型例子。美国的医疗行业并不擅长增进人民的健康，但它擅长增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财富。
医疗费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医疗服务价格更高，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工资更高。制新药、新仪器和新的治疗手段不断涌现，很多并没有什么效果，但它们依然被推给病人并收取费用。同时，医院提高价格并不是因为成本上升，而是因为它们正在进行整合，从而减少或消除了竞争，并利用强大的市场势力提高价格。
医院集团、保险公司、药厂、医疗设备商形成了强大的利益联盟，通过游说政治力量，维持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比如阻止价格谈判。这就好比一个店主被要求支付保护费，于是他威胁对方要报警，结果他得知，来收保护费的敲诈者本身就是警察。美国的政府已经成为医疗行业敲诈勒索病人的共犯。
此外，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冲击了所有发达国家，但美国劳工阶层的结局尤其悲惨，关键在于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独特演变——
【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公司拥有工资决定权，他们有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比如几家医院会合谋压低护士工资，而由此造成的人员短缺，医院会从合同制劳务派遣公司那里雇用护士来弥补，这种聘用方式使医院无须向较大数量的在编护士支付更高的工资。
【工会衰落】1983年，20.1%的工人加入工会，而2019年初，仅有10.5% 的工人加入工会。由于工会势力被削弱，其在华盛顿的游说声音完全被企业游说淹没，这也是尽管70%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提高最低工资，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自2009 年7月以来一直保持在每小时 7.25 美元的原因之一。
【好工作消亡】曾经提供稳定中产阶级生活的制造业岗位大量外流或被自动化取代。新增的就业岗位多是低薪、不稳定、无福利的服务业工作。公司为降低成本，将大量岗位外包，连“正式员工”的身份和微弱的归属感都从劳动者身上剥离。
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逐渐从个人致富同时造福众生，转变为了企业通过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谋求财富。企业为股东的收益服务，尽可能提高股价和股息，关注短期收益而非长期投资和创新。美国的许多行业经历了大规模的兼并整合，占据市场的大公司有能力将产品价格提高，在侵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获取收益。
更重要的是，企业通过寻租实现了“合法的劫贫济富”。寻租是指企业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垄断地位、补贴或有利法规，从而获取财富，比如医院集团游说反对医疗价格透明化，银行游说放宽监管、修改破产法使其更有利于债权人而非债务人。
企业通过巨额政治献金和强大的游说，深刻影响着立法和监管进程。这使得规则制定往往倾向于保护现有企业的利益，阻碍竞争和创新。企业不再专注于生产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而是专注于如何运用金钱和影响力改变游戏规则，而这常常是以普通劳动者、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
………………THE END………………《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杨静娴 译）
作者安妮·凯斯为普林斯顿大学1886年亚历山大·斯图尔特经济学和公共事务教授、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2020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安格斯·迪顿为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早期在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与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财新网经版权方授权，摘选自《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责任编辑：李佳钰 ，版面编辑：邓舒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