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在上海举行首发仪式。《红色电影录音机》是国家一级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崔轶的重磅新作，以19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为历史底色，以司徒慧敏等先驱发明“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的技术突破为主线，串联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翼电影小组秘密筹建电通电影公司的壮阔历程。

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采访了崔轶导演，请他分享这本书创作的原因以及创作当中的一些故事。

国家一级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崔轶

对于这次新书发布并受到了业内的关注，崔轶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谈到这本书的创作由来，崔轶告诉记者：“差不多两年前，我跟郑大圣导演拍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时候，在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就是《渔光曲》，因为《渔光曲》让我想到了自己的老师司徒兆敦（中国著名电影教育家、纪录片专家，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他的父亲司徒慧敏当年研制了‘三友式’电影录音机，就是用来录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渔光曲》，而《渔光曲》的发行和制作当年又是在我们今天所在的百代小楼完成的。”

崔轶记得自己2003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离校之前，司徒老师跟他说过的一些话。“他说：‘你到上海去，你要代表我去看一看斜土路2570号’，那就是他原来父亲战斗过的电通电影公司的所在，也就是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重要的科教片生产基地，成立于1953年，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所在。另外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代我来看看百代小楼。’”。

崔轶重温与司徒老师的师生之谊

在崔轶印象当中，他可能是司徒老师带的最后一届本科毕业生，在完成论文指导之后，司徒老师后来去了青岛，师生俩就失去了联络。到了拍摄《永不消逝的电波》时，崔轶与大圣共同的朋友潘军到了上海，他才与司徒老师重新建立了联系。“当时我跟他约好了，我要去北京做后期时再见他。万万没有想到，2023年9月1号开学前，司徒老师去世了（去世时间为2023年8月31日），这成了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遗憾，也是我最终决定要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2024年冬天，崔轶开始动笔写《红色电影录音机》，为还原“三友式”录音机的研发细节，他走访了多地档案馆，查阅了司徒慧敏的手稿与电通公司的原始档案。崔轶在翻阅一份历史资料时突然发现，当年司徒慧敏在研发电影录音机时的处境，居然跟今天中国科技业的处境非常相似。

“因为当时中国所有的电影录音机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几乎都是美国货或者德国货，就如今天的好莱坞电影挤压着我们的国产电影，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自己生产的电影录音机，拍摄有声电影就只能依赖进口设备。”崔轶告诉记者。

崔轶介绍“三友式”录音机历史（左图录音机为AI生成）

当时在徐汇有很多电影制片厂，天一公司（中国早期私人影业机构的代表，由邵氏兄弟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就是其中的一家。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花了巨资请了美国人扎林来上海录制有声电影，扎林是一个录音师，月薪是中国人的将近20倍，负责同期录音。合同写明了要教如何使用，但扎林等人连机器碰都不让碰。

为了搞清电影录音机使用的原理，所以邵醉翁等人就做了一件事情：一天晚上，邵醉翁带着司徒慧敏，带着摄影师吴蔚云，三个人到了这个美国人的房间里面，偷偷地去看他们的录音机是怎么做的，结果没有想到，半夜美国人杀回来了，居然拿枪还顶着他们。

合同写明了要教我们，他们连碰都不让碰!（画面由AI生成）

在《红色电影录音机》书中，记者找到了这段文字描写：

扎林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群小偷!我今天打死你们，也就赔偿几百块钱。”邵老板非常生气地反驳道：“我是租用这些器材和设备的公司老板，难道连看看这些器材和设备的权利都没有吗？”扎林一时语塞，摩维通则试图缓和气氛，慢慢地说：“原来是邵老板啊，你们怎么不开灯呢?我们还以为是小偷呢，我们害怕丢失设备给电影公司造成损失。一场虚惊，一场虚惊！”

邵醉翁、司徒慧敏、吴蔚云三个人到了美国人的房间里面 画面由AI生成

扎林恶狠狠地盯着邵醉翁、司徒慧敏和吴蔚云，眼神中充满了敌意。吴蔚云感到非常惊恐，邵老板则显得十分尴尬。司徒慧敏则一脸镇静地说道：“我们不会再碰你们的宝贝了。邵老板今天带我们来看这些有声电影的美国货，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中国电影人能用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有声电影录音机拍出我们中国自己的电影。你们等着，这一天不会遥远！”

扎林轻蔑地看着邵老板等人，举起中指说：“好，我等着。但从今天开始，我的片酬要翻三倍，不然我明天就拒绝去片场拍摄。反正你们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设备拍电影。”摩维通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模仿着司徒慧敏的广东口音，用蹩脚的中文说：“我们中国电影人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有声电影录音机拍我们中国自己的电影……哈哈哈……太好笑了……”

邵老板、司徒慧敏和吴蔚云含着眼泪愤愤然地离开了现场。司徒慧敏在心中立下誓言，一定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录音设备，不再受制于人。

“百年前，我们的民族工业，我们的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今天的时代，我们被美国人‘掐脖子’有很大的相似。这是真实的事件，当时邵醉翁也好，司徒慧敏也好，三人出了房间含着泪，说我们中国人花钱来请你们的，你们反过来还要这样对我们。我们的民族电影怎么办呢？”崔轶说。

电通公司成立之初是一家纯粹的电影技术公司

当时，电影录音设备的核心技术是变光灯和光门，这两个要素犹如录音机的心脏，但美国公司垄断了技术，也不提供性能表。司徒慧敏等人通过从不同渠道获得的图纸反复测试，同时在多位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终于在1933年秋天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电影光学录音机，并成立了电通公司。

电通在成立之初，提供有声电影的技术支持，是一家纯粹的电影技术公司。之后，在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电通公司成为早期唯一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电影公司，先后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等享有盛誉的影片。

在上海电影博物馆，观众可以看到一台有声录音机，而这件珍贵的展品，是专家当年从一个电影道具的仓库中挖掘出来的。崔轶告诉记者：“司徒慧敏他们之后发明的便携式立体声录音设备，导致当时的中国电影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展示的第一台有声录音机，实际上是‘鹤鸣通’录音机（明星公司摄影师颜鹤鸣研制），还不是‘三友式’电影录音机。随着时光的流逝，‘三友式’最终没能保存下来，有些遗憾和可惜了，但它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所以，写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导演思维、通过录音机成为一个形象种子，来看待整个左翼历史，看待早期的中国红色电影的发展。”

AI还原了“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研发过程

关于这个与“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研发有关的故事，为了更形象直观说明这段过程，崔轶自己做了一段视频，是通过AI生成，然后慢慢修片，前前后后大约花了三个小时。

AI还原了司徒慧敏

记者观看了这段视频，在视频当中，通过AI重新复活的司徒慧敏有一段话，让人听了之后为之感慨和动容：“那晚，你们偷的不是机器，是让中国电影开口说话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