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国民志愿服务团与印度共产党先后迎来百年纪念，却呈现出“盛大庆典”与“几近失声”的强烈反差。本专题所选两篇评论从不同角度回溯印度共产主义的历史轨迹。拉贾·莫汉的文章重在从当代政治视角审视左翼的起伏。他强调，在经历选举式微后，印度共产党陷入前所未有的边缘化，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非理念本身的消失，而是组织分裂、策略误判与环境变化。印度共产主义的贡献在于推动土地改革、福利体系与世俗主义，但其未能处理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纯粹性与执政务实性的张力，左翼未必终结，但亟需跨派别整合与观念更新。阿图尔·钱德拉的文章则更偏向历史叙述与运动史。与莫汉的冷静评估相比，钱德拉更凸显左翼的道义立场，强调其在反殖民、反封建与社会改革中的历史正当性，并将其视为当下抵御印度教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力量的重要思想资源。总体来看，两篇文章的侧重点一在“何以衰落与如何重生”，一在“何以成其百年与何以仍具正当性”；前者偏政治现实分析，后者偏历史叙事与规范评判。二者共同指向的评价是：印度共产主义并未退出历史，只是进入艰难的再定位阶段。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全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图源：Liberation
一、印度共产主义已走过百年历程，
现在为其撰写讣告还为时过早
作者：拉贾・莫汉（C Raja Mohan）
2025年是对现代印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和印度共产党（CPI）——成立百年的纪念之年。两者的百年纪念场景反差鲜明：如今已成为执政体系核心力量的RSS，以盛大仪式庆祝这一里程碑时刻；而曾在印度国家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印度共产党，却在近乎无人关注的状态下度过了百年华诞，其影响力衰微到甚至无力举办一场像样的纪念活动。
这份沉寂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印度共产主义是否已然走完其漫长的政治征程？抑或当下的黯然失色，只是其跌宕历史中的又一个阶段？
在过去二十年里，印度鲜有政治运动经历过如此急剧的命运逆转。回溯2005年，印度共产主义者曾风头正劲：他们在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PA）政府中拥有重要话语权，以无可撼动的地位统治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在喀拉拉邦也依旧是一股强大势力。彼时，左翼势力似乎有望在全印度范围内重新焕发生机。然而，2008年7月，左翼政党退出团结进步联盟，并支持印人党试图推翻曼莫汉·辛格政府，亲手葬送了这一机遇（注：2008年，印度左翼因坚决反对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撤回对国大党政府的支持，客观上在议会层面与印人党形成合力）。
自那以后，左翼势力便一路急转直下。2004年印度大选时，左翼政党占据约60个席位，如今却仅剩不到10席；得票率从约8%暴跌至3%以下。区域层面，左翼阵线先后失去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执政权，如今仅在喀拉拉邦执政。
这是否意味着百年政治传统就此终结？答案并非如此绝对。政治理念很少会因信奉它们的政党走向衰落而彻底消亡。在美国这样一个历来对左翼政治持敌视态度的国家，像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这样自称社会主义者、还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嘲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物都能赢得纽约市长选举——由此可见，现在就为印度共产主义撰写讣告，还为时过早。
印度共产主义的兴衰起落历程，远比其近期选举失利所呈现的更为久远且波澜壮阔。宗派主义与内部分裂，算得上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核心原因。印度共产主义的起源本身便存有争议。1964年从印度共产党（CPI）分裂而出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
抛开关于起源时间的争议不谈，印度共产主义的诞生，无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那场席卷全球的政治与思想剧变。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体系崩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席卷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共同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孕育了蓬勃生长的土壤。在印度本土，这些全球性思潮与国内关于独立斗争路径、后殖民国家形态的激烈论战相互交织，最终催生了印度共产主义的萌芽。
印度共产党的力量源于诸多革命力量的非凡汇合：旁遮普地区的加德尔党激进分子（Ghadar activists，加德尔党于1913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成员主要来自印度侨民，尤其是旁遮普锡克人，他们通过出版革命刊物、跨国筹资、秘密运送武器，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策动印军哗变和全国起义，试图以暴力革命结束殖民统治）、巴加特·辛格（Bhagat Singh，印度反英民族解放运动中最著名的革命烈士之一，1931年被处以绞刑，年仅23岁）的追随者、孟加拉革命者、孟买与马德拉斯两地的激进工会主义者、反抗地主阶级的农民激进领袖，以及挑战固化等级制度的社会改革家。
殖民当局的镇压从未停歇，共产党人也为自身的激进行动付出沉重代价。但在其最具创造力的阶段，印度共产党将逆境转化为机遇。20世纪20年代的白沙瓦阴谋案、坎普尔阴谋案与密拉特阴谋案审判（注：均为英属印度当局在20世纪20年代以“共谋推翻政府”为名起诉印度左翼活动者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审判），反倒成了向学生、工人与知识分子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平台。
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该党已构建起一个覆盖面可观的群众组织网络，将工人、农民、艺术家、作家、记者与学生群体悉数纳入动员范畴。这一网络的搭建，让共产党人拥有了远超其党员人数规模的影响力。尤其是他们在城市青年群体中所具备的号召力，使其对印度的思想舆论与政治话语体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尽管印度拥有相对宽松的民主环境，但左翼共产党始终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在实力。该党派的失利，常被归结为未能顺应数次重大历史变革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力量格局的演变、印巴分治带来的创痛与民族问题、中苏分裂，以及后来印人党的崛起。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是，共产党人始终难以与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其他民主力量构建稳固的同盟。
印度共产主义始终难以调和一系列矛盾对立：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冲突、种姓问题与阶级诉求的博弈、宗教情绪与世俗原则的张力、其政治纲领所主张的革命暴力与议会民主现实的脱节，以及意识形态的纯粹性与构建广泛统一战线的务实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悬而未决的内在张力，在历次关键节点上不断削弱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然而，共产主义对现代印度的影响痕迹是毋庸置疑的。它将土地改革推进至国家议程的核心，重塑了多个邦的农村权力结构。左翼势力逐渐成为世俗主义与联邦制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坚决抵制教派动员与过度中央集权的倾向。印度庞大的福利体系架构，深深烙印着共产党人长期向政府施压的痕迹。在文化领域，共产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文学、戏剧与电影的发展轨迹，为边缘群体的发声提供了渠道，并将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价值观融入公共生活的肌理。相较于印度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共产党人是最早有意识地将印度内部面临的挑战与全球发展潮流联系起来的群体，正是他们塑造了印度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以及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
如今，印度左翼共产党正面临其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在政治层面被长期边缘化。然而，那些曾孕育出共产主义的社会土壤——深重的社会不平等、农业困境、不稳定的劳工处境、封建价值观的顽固留存以及全球经济动荡——如今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凸显。即便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及左翼思想的关注热度也正在重新升温。
如果印度共产党人能够摒弃意识形态的僵化思维，重新掌握构建广泛民主进步联盟的策略与方法，他们仍有望为21世纪印度的发展进程作出富有价值的贡献。将诸多零散弱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派系整合到统一的平台之下，无疑应是迈出的第一步。而这一目标至今难以实现的现实，恰恰凸显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具有长期性，其未竟的事业依旧任重道远。世界其他地区的成功左翼政党早已认识到，即便在意识形态、策略与战略层面存在深刻分歧，维护组织统一也至关重要。
二、百年赤潮：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
作者：阿图尔・钱德拉（Atul Chandra）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无论将其起点追溯至1920年10月——M.N.罗伊（M. N Roy）、阿巴尼·慕克吉（Abani Mukherjee）等印度革命者于塔什干集会，正式组建印度共产党；还是认定为1925年12月——各地共产主义团体在坎普尔代表大会上联合成立全国性政党，百余年来，共产党人始终是印度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共产党人曾投身反抗殖民统治的洪流，曾牵头建立工农群众组织，曾执掌地方邦政权，曾抵制教派法西斯主义（communal fascism）蔓延，更始终坚守着建立无剥削社会的理想。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史，既是一部饱含牺牲、思想交锋、辉煌胜利与惨痛挫败的奋斗史，更是一部与当下现实紧密呼应的启示录。如今，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势力正企图按照自身构想重塑国家，而全球资本的掠夺性扩张，正加剧着普通民众的苦难。
要深入研究印度共产主义的历史，首先必须正视一场史学界的争论——这场争论恰恰折射出关于该运动本质的深层议题。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即人们通称的印共（马），坚称本党于1920年10月17日在塔什干成立，且建党过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协助。而另一党派印度共产党（通称印共）则认为，1925年12月在坎普尔召开的代表大会才是本党具有合法性的建党起点。彼时，已在印度国内开展活动的多个共产主义团体在此联合，组建起一个拥有党章、并经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的全国性政党。
这绝非一场仅供史学家考证梳理的档案之争。塔什干建党这一事件，象征着印度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有机联结，它明确指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与全球反帝国主义运动密不可分。而坎普尔大会则标志着共产主义组织在印度本土的落地生根，真正深入到印度的工人与农民群体当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个历史节点皆是这场最终动员了数百万人的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阶段。国际团结与本土群众组织这两股潮流的辩证统一，自始至终都是印度共产主义的核心特质。
（一）
淬炼于殖民压迫的烈火
英国殖民当局或许比那个时代的部分民族主义者更清楚，共产主义思想在印度劳苦大众当中蕴藏着何等革命潜力。面对这一威胁，殖民政府以其标志性的残暴手段予以镇压。白沙瓦阴谋案、坎普尔布尔什维克阴谋案，以及1929至1933年间最受瞩目的密拉特阴谋案，均以“借助暴力革命彻底将印度从英国版图分离，剥夺英王兼印度皇帝对英属印度的统治权”为罪名——这是起诉书里的原话——对共产党领袖提起公诉。
然而，这些本欲扼杀这场新生运动的审判，反倒成了在全国范围内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平台。在密拉特的法庭上，共产党人慷慨陈词，阐释并捍卫自身的意识形态，将这场对他们的指控庭审，转变为一场探讨革命理论的研讨会。那张拍摄于密拉特监狱外的25名被告合影，至今仍是一幅标志性的影像——照片中的S.A.丹吉（S. A. Dange）、穆扎法尔·艾哈迈德（Muzaffar Ahmad）、P.C.乔希（P. C. Joshi）等革命者，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始终引领着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1943年召开的首次全党代表大会上，出席的138名代表累计在殖民监狱中度过了414年的时光。仅凭这一事实，便足以见证共产党人在印度独立事业中所秉持的奋不顾身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为之作出的牺牲。
密拉特监狱外拍摄的合影，画面中二十五人均为密拉特阴谋案的涉案入狱人员。图源：MRonline
到20世纪20年代，印度共产党人已然成为反殖民运动中立场最坚定、斗争最勇猛的力量。彼时，国大党立场时常摇摆不定，而共产党人却在1921年国大党艾哈迈达巴德会议上，提交了要求彻底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完全独立的决议案，这一诉求最初遭到了国大党的否决。
共产党人联合工农党（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Party），组织产业工人与农民群体，将全印工会大会（All 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和全印农民协会（All India Kisan Sabha）打造为极具影响力的群众组织。1936年，全印度学生联合会（All India Students’ Federation）宣告成立；此后，进步作家协会（the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相继诞生；1943年，印度人民戏剧协会（the Indian People’s Theatre Association）也正式组建。这些组织将革命意识播撒到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
而真正将印度共产主义的革命潜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当属1946至1951年的特伦甘纳武装斗争。在海德拉巴尼扎姆（Nizam）政权的封建等级体系之下，农民不仅要承受无偿劳役（vetti）的压榨，甚至还会被当作商品买卖。共产党人在此地领导了1857年以来规模最为浩大的农民运动。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孙达拉亚（P. Sundarayya），在其不朽著作《特伦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Telangana People’s Struggle and its Lessons）中，详实记录了这段历史。
在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下，游击队员们仅凭少量枪支、木棍、弹弓，以及坚定不移的意志，便奋起对抗尼扎姆王公的军队及其“拉扎卡尔民兵武装”（Razakar militia）。妇女们、男人们并肩作战，共同守卫家园。起义鼎盛时期，革命者在4000余个村庄建立起村社政权，掌控区域面积达15000平方英里，覆盖人口400万。约100万英亩土地被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
这场运动带来了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种姓壁垒被撼动，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大幅提升，封建苛捐杂税被彻底废除。斗争过程中，约有4000人壮烈牺牲，逾万人被投入监狱。
同样，1946年在喀拉拉邦爆发的普纳普拉-瓦亚拉尔起义（the Punnapra-Vayalar uprising）中，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群众奋起反抗特拉凡哥尔土邦的统治。在孟加拉地区，特巴加运动（The Tebhaga movement）提出要求，主张佃农应获得收成的三分之二。尤为关键的是，在孟加拉其他地区教派骚乱愈演愈烈之际，这场运动凭借阶级斗争的旗帜，有效维护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凡是全印农民协会具有影响力的区域，均未爆发教派暴力冲突。这一事实有力证明，阶级觉悟是消解教派仇恨的一剂良方——在当下，这一经验教训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民主建设成就与帝国势力颠覆行径
1957年4月，南布迪里巴德（E.M.S.Namboodiripad）宣誓就任喀拉拉邦首席部长，领导了社会主义阵营之外首个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共产党政府。该届政府在1959年7月被解散前，执政时长虽仅28个月，但它为喀拉拉邦日后取得领先全国的社会发展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喀邦《土地关系法案》（The Agrarian Relations Bill）的出台，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冲击；《教育法案》则打破了种姓与宗教组织对学校的垄断控制。这些举措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而是国大党在独立斗争时期承诺推行、却始终未能兑现的民主改革。
南布迪里巴德（E.M.S.Namboodiripad）。图源：The New Comrade
各方的反扑来势汹汹。这场被称作“解放斗争”（Vimochana Samaram）的运动，联合了天主教会、奈尔服务协会（the Nair Service Society，喀拉拉邦奈尔族群的社会改革与利益代表组织，创立于1914年。奈尔社群传统上属上层种姓体系中的武士—地主阶层，长期在喀拉拉的政治、军事与土地关系中占据显著地位）、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掀起了一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长期以来流传的猜测，终因一批情报档案的解密而得到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及英国军情五处、六处曾秘密策划并实施行动，意图推翻南布迪里巴德政府。
根据历史学家保罗·M·麦加尔（Paul M. McGarr）近期在英国档案中的研究，国大党领袖与工会组织者曾被召至英国，接受高强度的反共培训。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向国大党政客及反共工会提供资金支持。后来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其1978年出版的著作《危险之地》（A Dangerous Place）中证实了美国的介入，并指出此举的目的是防止“更多类似喀拉拉邦的政权出现”。
1959年7月31日，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援引宪法第356条，开启了滥用宪法条款打压非国大党政府的先例，而这种行径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反复上演（注：印度宪法第356条允许中央政府在邦政府“无法按宪法运作”时接管邦政权）。
然而，喀拉拉邦的共产主义遗产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左翼民主阵线在该邦的执政时间占据了其发展历程的大半，不仅让喀拉拉邦拥有了印度最高的识字率、最优的健康指标与完善的劳工保障体系，更通过多维治理模式基本根除了极端贫困。
在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曾连续执政34年（1977-2011年），这一任期创下了全球民选共产党政府连续执政时长的纪录。该届政府大力推进土地改革，并依托乡村自治制度实现了治理权力下放。
共产党人对印度宪法框架的贡献虽常被忽视，却意义深远——宪法中关于劳工权利的强调、土地改革的相关条款，以及载入政策指导原则的社会经济公平愿景，均凝结着他们的心血。
（三）
当下困局与未来可能
如今，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正面临若干严峻挑战。左翼势力在选举中遭遇了一系列挫败。印度最富有的1%人群如今掌握着全国超40%的财富。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失业已达到危机程度。莫迪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加剧了工人困境，却让少数寡头阶层敛聚了更多财富。与印度共产党同年诞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已然夺取国家政权，并正系统性地瓦解这个由共产党人助力缔造的世俗主义民主共和国。在国家机器的纵容之下，穆斯林群体面临私刑暴徒的迫害，基督徒群体遭遇推土机强拆的冲击，达利特群体则再度陷入种姓暴力的威胁。
然而，历史的发展轨迹鲜有一帆风顺。正如共产党人自己所指出的，矛盾在得以解决之前往往会先行激化。新自由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所谓“成功”，实则正在加剧民众的苦难，并为新一轮反抗运动的兴起孕育条件。2020至2021年的农民运动迫使莫迪政府在农业法案上作出让步，这一事件证明，群众动员的力量依然不容小觑。而国际形势的演变，伴随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世界多极化秩序的深化，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冷战时期难以想象的全新机遇。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迎来百年之际，我们应当回顾这一运动为人民与国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同时从过往经验中汲取力量，开启未来斗争的新篇章。这就需要践行马克思主义者所言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曾激励着印度共产党人奋勇前行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如今依然紧迫：土地归谁掌控？工厂为谁所有？主宰我们集体命运的决策由谁制定？如何才能建成一个马克思笔下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百年之前，深受十月革命感召、立志终结殖民统治的印度青年们，毅然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无数人为这一信仰献出了生命。无论今日的选举版图呈现何种格局，他们心中那个摆脱剥削与压迫、消除种姓制度与教派主义桎梏的自由印度之梦，依旧未能实现。或许，这便是百年征程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斗争，仍在继续。
作者简介：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印度资深国际战略评论家与外交政策学者，现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非常驻杰出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客座研究教授，曾出任该所所长。
阿图尔・钱德拉（Atul Chandra），三大陆社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研究员、联席协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