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6年以激烈的地缘冲突开局，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单边霸凌使国际秩序再次遭到威胁。可以预期的是，随着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两党竞争必然进一步加剧全球危机与社会撕裂，特朗普为了赢得胜利所采取的国内外策略，都将给世界带来冲击。思想界无不反思：为何美国没有足以应对特朗普再次崛起的制衡力量？
近日，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金融时报》的访谈中表示，特朗普上台反映民众积怨已久，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助长了民族主义右翼的崛起，并重塑当今政治格局。他反对用“民粹主义”来模糊焦点，这是社会特权阶层用来污名化异见者。值得反思的是左翼为何失败？皮凯蒂认为，恰恰是因为左翼在20世纪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反而导致当前的困境。首先，左翼在成功构建福利国家后却变成“保守力量”，专注于维护现有体系，未能提出更国际主义和更平等的议程；其次，左翼推动的教育扩张塑造了一个新的知识精英阶层，却也导致左翼脱离了原先支持它的工人阶级、低学历选民以及小城市/乡村居民群体，形成新的教育鸿沟和地域鸿沟；最后，不平等加剧和中产阶级收入停滞导致中间派被削弱，仅凭基本的亲商议程无法赢得选举，因此右翼政党纷纷转向民族主义、反移民、反左翼。
皮凯蒂认为，应对顶级富豪征收财富税，而非以通胀把财富税强加在穷人身上，或紧缩公共服务、把所有移民都赶走。如果美国民主党继续被亲商利益集团控制，那么特朗普集团将继续掌权。真正消极的结果是政治分裂结构彻底逆转，最终演变为精英之间的冲突，而弱势群体则被完全抛在脑后。
本文原载金融时报网站，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供诸君参考辨析。
“左翼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托马斯·皮凯蒂 |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
乔尔·萨斯 (访) | 金融时报
罗宋唐 (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十余年前，托马斯·皮凯蒂凭借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一跃成为学术巨星。而今，世界已与当年的截然不同。
回顾2014年，西方国家大多面临温和的通胀，政府债务实际收益率为零或负数。各国政府由中间派领导，英国脱欧、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尚未抬头。
此后形势发生了深刻转变。在皮凯蒂的祖国法国，政治僵局与快速扩大的财政赤字并存，政府债务名义利率已从2015年的约1%攀升至如今的3.5%左右。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民调中遥遥领先，马克龙总统领导的中间派政党则跌至第三名，与前两名差距悬殊。
然而，始终不变的，是皮凯蒂及其学术合作者发起的与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斗争运动。（尽管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程度在收入和财富两方面均存在争议，但多个维度和国家，这种上升趋势已得到广泛认可。）
不过，正如皮凯蒂在2022年出版的《平等简史》中所强调的，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平等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他认为，自己早期研究重点关注的许多国家在近期收入和财富集中程度的上升现象只是暂时的波动，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回归到长期趋势中。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皮凯蒂会面，探讨了民粹主义（一个他反感的术语）、财富税、财政债务、代际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
乔尔·萨斯：我们正处于民粹主义抬头的时代。无论民粹主义如何定义，数据都表明这一趋势正在上升。你们记录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与民粹主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托马斯·皮凯蒂：我认为“民粹主义”这个术语对理解当前形势并无多大帮助。如果给特朗普这位资源掠夺者、超级资本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贴的标签，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用的是同一个词，你就会丧失讨论核心。
这恰恰是那些享有社会特权、自称“亲商中间派”者的诡计，目的是将所有与他们不同的人都归为异类。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你不能把所有与你不同的人都抛在一边，称他们为民粹主义者，同时指望民主能正常运转。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要再使用这个术语了。让我们明确自己讨论的内容。
在我看来，工业革命以来存在三大意识形态流派：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一派的代表就是法国、英国等国的各类反移民运动。特朗普无疑是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反移民、种族中心主义，还是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掠夺性论调，都体现了这一点。
纯粹的自由主义亲商阵营因不平等的加剧和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而被严重削弱。如今，我认为仅凭基本的亲商议程已无法赢得选举，看看英国保守党，仅满足于此的选民基础非常狭窄，以致你永远不可能再次当选。这就是为什么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甚至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其言论都在转向民族主义、反移民、反左翼。说得不客气一点，他们认为这是获得选票的唯一途径。
然后是民主社会主义一派，你可以称之为左翼或更倾向平等的阵营。这一政治阵营在历史上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它建立了福利国家，带来了一个世纪前无人能想象的繁荣与平等。
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停止了对未来的思考。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已经沦为一股保守力量，只专注于捍卫福利国家和社会制度。我认为他们需要重新思考，为未来制定新的议程——更国际主义，也更注重平等。
这必然伴随着对不平等以及权力和财富的分配进行强力压缩。我并不是在说，这易如反掌，但目前来看，替代方案就是民族主义阵营。因为亲商的自由主义阵营已经因不平等加剧和中位数收入停滞而被削弱。
萨斯：在你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些政客是否因为使用“我们VS他们”的措辞，而被称为左翼民粹主义者？这是政治学中对民粹主义的标准定义——“他们”指的是“财富精英”，而非右翼民粹主义者所针对的“移民”，而财富再分配是其标志性相关政策。
皮凯蒂：那些想要保住权力和财富的人，典型的策略就是将问题个人化。但这与个人无关，只与金钱有关。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无关个人尊严，也无关品德。每个社会阶层都有好人。这并不针对任何个人。
这只是一个实际且理性的问题：如何分享财富，如何分担税收负担，如何分配权力。我认为，历史上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累进税制的实施，都不是民粹主义的成就，而是理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成就，如今已无人对此提出质疑。
我要提醒大家，情况并非一直如此。1944年，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谈到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时，告诫他的英国和瑞典朋友：“不要投票给这些人，他们会把你们带向布尔什维克和苏联。他们是民粹主义者，他们仇恨精英。”
即使是当时与哈耶克立场不同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不愿投票给工党，因为他某种程度上也认为工党是民粹主义者。他说：“这些人里没有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优秀的学者。我会一直支持自由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认为，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或许会转向工党。
如今这让我们觉得可笑，因为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看起来不再有革命性，再也不能吓到任何人。有趣的是，像哈耶克这样，后来支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人，竟然会害怕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威权倾向。但这正是这些政党当时给人的印象，因为它们是工人阶级政党。
每当有政党试图推动平等和再分配时，总会有一些精英试图将其描绘成民粹主义政党。
萨斯：令人困惑的是，尽管不平等加剧引发了不满，但这种不满却被导向了你所说的民族主义政党，如特朗普、法拉奇、勒庞（Marine Le Pen）等人所在的政党，而非历史上通常与解决不平等（通过再分配和福利国家）相关联的政党。这是为什么？
皮凯蒂：我认为左翼未能很好地重新定义其议程有多种原因。主要原因是左翼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福利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没人真的想回到一战前的状态，当时税收总额和公共支出还不到GDP的1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在一些欧洲国家，我们是将其稳定在40%或50%，还是继续提高？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提高，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公共资源投入到医疗、教育、能源和交通领域，私人资源就会取而代之，因为这些部门需要发展。而我认为这既不会更高效，也不会更公平。以美国的医疗为例，20%的GDP用于医疗，而欧洲仅为10%。对比一下医疗指标（欧洲的结果通常更好），这些钱到底花到哪了？
另一个原因是教育扩张。这一举措的成功造就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支持左翼的新阶层。左翼在整个20世纪都在推动教育扩张，因此那些在教育竞争中大获成功的赢家，都要感激左翼使之成为可能。
但如果你在小城市或小村庄长大，在父母收入和社会背景相同的条件下，进入大学要比在大城市难得多。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人在教育竞争中落后，另一些人则处于顶层。在这个教育扩张的过程中，人们对左翼的忠诚度彻底转变了——过去，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会投票给左翼。
上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写作《继承人》（Les Héritiers）一书探讨高等教育的继承现象时，每一代法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现在这一比例已达60%。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左翼必须重新定义教育公平，让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尤其是小城市的人，感受到更多尊重。
不仅是教育，还有医疗服务和公共交通。当你在伦敦能乘坐地铁时，就很容易批评那些开车出行的人。
整个关注教育扩张、医疗扩张以及生态问题的运动造成了新的教育鸿沟和地区鸿沟。这正是左翼面临困境的地方。
如今，我们在西方民主国家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之间存在脱节。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投票给左翼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收入越高，就越倾向于投票给右翼。这两个维度曾经是一致的，但现在不再是了。另一个重大转变是地区差距（地区间的不平等），其程度已回到20世纪初以来未曾有过的水平。
萨斯：现在另一个重要差距，是不是65岁以上的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代际差距？在英国和法国，65岁以上群体的收入增长远高于劳动年龄人群，养老金政策也非常慷慨。《金融时报》的约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最近还强调，法国现在65岁以上群体的平均收入首次高于劳动年龄人群。
皮凯蒂：我认为，代际差距最终不如各年龄组内部的社会阶层差距重要。如果观察财富分配不平等情况，你会发现每个年龄组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几乎与整个人口的总体情况一样严重。在65岁以上群体、25～35岁群体或35～45岁群体中，每一组底层50%的人仅拥有总财富的5%，而顶层10%的人拥有50%或60%。
因此，归根结底，如果只从代际角度考虑，就会忽略最主要的差距。
萨斯：法国目前处于政治僵局，因财政政策及其巨大预算赤字而陷入分裂。他们如何才能打破这一僵局，使国家走上财政更可持续的道路？
皮凯蒂：这涉及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我认为法国与包括英、美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处境相同，即亲商中间派必须在民族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不愿选择，亲商中间派就会消失。事实上，他们正在消失。如果现在举行新的选举，他们在法国国民议会中的席位将会减少，这就是他们抵制选择的原因。但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左翼提出了一项明确的提案：对超过1亿欧元的财富征收最低2%的财富税。在我看来，考虑到顶层财富的增长，这是你最起码能做的事情。在法国，2010年最富有的500人总共拥有2000亿欧元的财富。现在他们总共拥有1.2万亿欧元——几乎增长了6倍。当然，在此期间，人均GDP、平均工资甚至平均财富都没有增长6倍。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项财富税，那就意味着你在告诉民众：“中产阶级必须付出代价，我们不知道如何让富人付出代价。”
然后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反移民言论声称“我们要让外国人付出代价”，或者暗示公共支出存在大量浪费，其中一些流向了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尤其当他们市是外国人，但也包括获得过多福利的本地穷人。
看看民族主义者掌权后会如何削减开支吧，因为实际上，即使你削减了所有给移民的福利，数额也不会太大。这不足以解决医疗服务和大学的资金问题。
这种民族主义言论会变成更右翼的反对公共支出言论。这将使政治体系回归左右翼对立的格局，在我看来，这是更有望实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左翼永远正确，右翼永远错误——双方有不同的观点和经济经验，都可以摆在民主协商的桌面上。
我认为我们需要右翼的观点，即“我们努力工作，理应得到自己的财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问题在于你如何划定界限。对此展开讨论，我们需要左右翼的两极分化。法国目前的问题是三足鼎立的格局：中间派阵营排斥所有过于左翼和过于右翼的人，使得所谓的“理性阵营”永远掌权。这是一场灾难。人们需要明确的民主干预措施。
在经济层面呢？法国和英国有着悠久的公共债务历史。19世纪时，英国公共债务曾超过GDP的200%。而法国……在每次世界大战后，公共债务都在GDP的200%至300%之间。好消息是，我们总能找到解决办法，在我提到的这三个案例中，通过不同的机制，公共债务在几年内就大幅下降到极低水平——不到GDP的20%或30%。实际上，这些债务从未被偿还。相比之下，英国在19世纪的解决方案是，在1820年至1914年的一个世纪里基本保持预算盈余，以减少拿破仑战争时期遗留的公共债务。
因此，历史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有多种方法可以减少巨额公共债务。哪种方法最好？19世纪英国的做法与当时非常贵族化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在这种体制下，基本上只有一个阶层掌权，而他们要求纳税人偿还债务。这是不是为国家进入20世纪做好准备的最佳方式？我并不完全确定，因为实际上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比投入教育的资金还要多。20世纪英国在教育方面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德国和法国，这是英国衰落的首要原因。我不希望将来重蹈覆辙。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处理巨额公共债务最成功的案例可能是二战后的德国，他们对私人财富征收了一项特别税，筹集了大量资金。这极大减少了公共债务，也没有引发通胀。当然，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通胀创伤，所以不希望再出现通胀。
另一种方法当然是通过通胀，这通常是把财富税强加在穷人身上。
归根结底，这需要时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经济学教科书那种认为存在一个“代表性代理人”（representative agent）代表每一代人的观点，并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再次回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负担分配方式上。没有人愿意付出代价。当你谈论对私人财富征税时，拥有100万欧元的人不愿意支付，尤其是在亿万富翁不支付的情况下。所以当你谈论这类解决方案时，他们会非常恐慌。他们应该恐慌——我能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从亿万富翁开始。
萨斯：你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如何影响经济不平等？
皮凯蒂：这完全是一个所有权和治理的问题。令我非常震惊的是，新的人工智能参与者能够说服公共当局，允许他们掠夺其他人的知识产权，却不提及他们使用了谁的知识产权。然后他们自行生成所谓知识或问题答案，却有权不说明抄袭了谁的成果。他们有权不说明算法是如何生成这些内容的。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反乌托邦——简直是疯狂。
这是掠夺性超级资本主义最残酷的体现，某种程度上也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契合。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于社会种族出身建立等级制度，这也与少数天才将拯救我们（如果我们赋予他们所有权力）的等级观念不谋而合。
如果美国民主党继续被亲商利益集团控制，那么特朗普集团将继续掌权。真正消极的结果是政治分裂结构彻底逆转，最终演变为精英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民族主义精英，另一方是国际主义商业精英，但实际上二者都是商业精英，彼此是最理想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很容易赢得这场斗争，而弱势群体则被完全抛在脑后。
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归根结底，社会对民主的需求，对解决住房、数字技术获取和隐私保护等具体问题的需求将会非常强烈。
萨斯：我们经常讨论财政政策和政府监管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那么相对被忽视的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呢？例如，你如何看待量化宽松，以及现在的量化紧缩？
皮凯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很明显，2008年后，以及2020年后，我们进入了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全新时代。我们意识到了一个永远不应忘记的事实：货币政策和货币制造是快速应对重大危机的唯一途径。修改税法、调整预算需要时间，而在重大金融危机或疫情的紧急情况下，第二天就能调动资源的唯一政策工具当然是货币政策。
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根据绿色目标和气候目标，调整货币政策，以及向大型企业提供的贷款施加条件。目前这一进展还不大。我认为这一话题将会重新受到关注，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进行这样的讨论，就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具备集体且民主的专业知识。基本上，除了欧洲中央银行之外，所有欧洲机构的专业知识都非常有限，无法评估绿色量化宽松是否有效，是否可行，以及其利弊所在。我们需要就此进行民主讨论。
对我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当我们看今天的利率时，南北差距令人震惊。我们在法国抱怨政府债务利率上升，但实际上只有3.5%左右。通胀率为2%，所以实际利率是1.5%——这基本上是20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南方的公共和私人主体要支付5%或10%的利率。
我与加斯东·涅瓦斯（Gastón Nievas）合作的一些研究表明，我们过去所说的美元“过度特权”——即美元资产组合的外国资产回报率与外国负债回报率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已经扩展为富裕国家的特权，包括欧元区，日本和英国在较小程度上也享有这种特权。创建欧元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获得与美元相当的金融优势。在某些方面，这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受损的是全球南方国家。
我一向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希望能就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进行讨论。要将气候赔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考虑。我认为现在的现实主义，是思考这些领域的重大变革。维持现状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选择。
萨斯：关于你提出的政策，你是否乐观地相信它们将得到实施？
皮凯蒂：我认为在2020年我们非常接近实现这一目标，当时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财富税提案——对顶层财富征收每年6%的税率。这在当时本可以实现，未来也仍有可能实现。目前在法国，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G20峰会上推动的最低财富税，得到了约90%的公众支持，永远反对这一政策将变得非常困难。
另一种可能的言论是：“好吧，我们要把所有移民都赶走，把那些不值得帮助的穷人都清除掉，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但这是一种非常虚无主义的言论，因为它意味着：“好吧，我们不能要求最富有的人做出贡献，因为他们太强大了，他们可以逃离，所以我们要掠夺最贫穷的人。”事实上，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底层的财富远不如顶层多。
萨斯：英国目前正在讨论财富税问题。政府已经对遗产税进行了调整，有人质疑政府是否可能提高资本利得税，以应对当前紧张的财政状况。
皮凯蒂：我认为，如果斯塔默（Keir Starmer）不朝着（加强财富征税的）这个方向努力，他看起来将比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更成功地摧毁工党——而奥朗德已经创下了一个相当高的“标准”。
奥朗德的任期基本是灾难性的，他成功地让自己的政党几乎被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的政党所取代。该政党的纲领存在诸多局限，缺乏民主组织，他们支持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或中国的方式，存在很多问题——我完全不认同他们。
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奥朗德对摧毁自己的政党负有责任。从外部来看，斯塔默的表现似乎将与奥朗德相似，对此我非常遗憾，因为我相信工党。他们必须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向左倾斜，因为英国已经有太多右翼政党了。你不可能在右翼立场上与保守党和改革党竞争。
萨斯：你说你的新书《平等简史》是一本乐观的书……
皮凯蒂：它确实是乐观的，我强烈推荐给每个人，尤其是那些对当前政治局势感到沮丧的人。而且它是一本简短的书——很抱歉我之前写了那么多长篇大论。
如果人们想读一本我的书，就应该读这本。归根结底，这是我真正相信的：历史趋势是走向平等，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平等——还包括参与权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以及不同性别、不同出身的人的尊严平等。当金钱上的不平等过于极端时，这也关乎参与权和尊严，并且会使民主交流变得非常复杂。
我认为这种走向平等的趋势非常强大。它已经存在了200多年，经历了大起大落，从未是线性发展的。但我相信，从长远来看，它将继续下去。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63期 总第2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