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叛匪被纪念、功臣被沉默：西域历史叙事的拨乱反正！

1月4日，和田地区和田县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最后一战决胜地”和“宗棠亭”举行揭牌仪式，这件事本身并不喧哗，却意味深长。它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文化建设动作，而是一种迟到却正在回归的历史态度：国家终于开始在公开叙事中，正面、明确、毫不含糊地标注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中的决定性地位，并将其上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坐标。

但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拉十几年，就会发现这一步走得并不容易。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宗棠在西北、在新疆的历史形象，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半消失状态”。史料能写，但不便展开；功绩存在，却不好高声讲述；反倒是一些在西北制造巨大杀戮、造成严重破坏的叛乱人物，只要贴上“少数民族”的标签，就能在所谓“团结史观”的保护下，被包装、被淡化、被纪念。白彦虎如此，一批屠戮百姓、动摇边疆根基的叛匪亦如此，而真正以一己之力维系国家版图完整、挽救西域于分裂边缘的左宗棠，却长期被要求“低调处理”。

这种历史叙事的失衡，并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它本质上是一种把“团结”理解为回避冲突、模糊是非、牺牲真相的懒惰史观。在这种逻辑下，批判叛乱会被视为“不利于团结”，肯定平乱则会被扣上“刺激情绪”的帽子，结果就是历史被压扁，人民被消音，国家行为失去了道义表达。

近十年来，西域历史叙事的拨乱反正，正在一点点打破这种僵局。从去神话化叛乱人物，到重新评价清末经略西北的真实历史，再到今天公开设立“最后一战决胜地”这样的标识，这不是偶然的转向，而是必然的回归。因为任何一个成熟的国家，最终都必须回到人民史观——谁在保全百姓，谁在破坏秩序，谁在维护统一，谁在制造分裂，历史不可能永远含糊其辞。

左宗棠的纪念意义，从来不只是个人功业，而在于明确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国家统一不是抽象口号，边疆稳定不是自然生成，它是靠具体的人、具体的行动、具体的牺牲换来的。当这种事实终于可以被堂堂正正地立碑、署名、讲述时，历史才算真正回到了它该站的位置。（作者：没门，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