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辽宁省海城市召开了一场颇具争议的会议——“纪念清朝平南亲王尚可喜诞辰4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公祭大会。来自中国社科院、地方社科机构及多所高校的数十名清史研究者齐聚一堂，并在会议上形成了一种高度一致的评价：

尚可喜“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这一结论甫一公布，便在学界与社会舆论中引发巨大反弹。

无独有偶，每年清明节，辽宁海城尚氏宗亲会都要举办规模盛大的祭祖大典，尚可喜的后人都会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聚集到海城的尚氏陵园祭拜，场面不可谓宏大、庄严、肃穆，而且都是一众清朝官服打扮，不觉给人一种“清朝回来了吗？”的恍惚感。

尚可喜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允许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一个历史人物直接参与并主导过大规模针对平民的屠杀，其行为是否还可能被任何政治叙事、时代解释或治理成绩所“洗白”？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对尚可喜的“民族英雄”定性，本身就已构成对历史基本伦理的严重背离。

一、从明军将领到清廷藩王：尚可喜的叛变轨迹

尚可喜，字元吉，号震阳，生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祖籍山西洪洞，后迁辽东海州。尚可喜生逢乱世，18岁时便赶上后金入侵辽沈的战事，一度跟随其父尚学礼逃往辽西松山避难。由于后金肆虐辽东，尚学礼父子无家可归，便索性加入明朝的军队，同在左都督、平辽总兵官毛文龙的麾下效力。

在这一阶段，尚可喜并非无名之辈。因骁勇善战，加上运气相当不错，他被毛文龙收为养孙，在军中拥有稳定部众。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后，尚可喜转隶黄龙，因收复旅顺有功，被提拔为副将，驻守广鹿岛。

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后金再度攻陷旅顺，守将黄龙兵败自杀，而尚可喜留在当地的妻妾、家眷、侍婢等数百口因无法逃脱，竟全部投水而死。黄龙兵败自杀后，沈世魁接任东江总兵，一上台便想除掉跟他关系不和的尚可喜（注：尚可喜曾镇压皮岛兵变，使沈世魁失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尚可喜竟置国耻家仇于不顾，在次年二月携麾下诸将、辖下五岛军资器械渡海投降后金。需要明确的是：个人遭际的不幸，并不构成背叛国家、倒戈事敌的正当理由。

由此，尚可喜成为继孔有德、耿仲明之后，第三位成建制倒向后金的东江系明军高级将领。皇太极亲自出城三十里迎接，封其为总兵官，赐封智顺王，与孔、耿并列为“三顺王”。

皇太极画像

至此，尚可喜完成了从明朝将领到清廷藩王的彻底身份转变。

二、所谓“开国功臣”，实为屠城执行者

真正决定尚可喜历史定性的，并非其“降清”行为本身，而是他在清军南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围攻广州。南明两广总督杜永和拒降，广州军民奋起抵抗，攻城战持续数月，清军伤亡惨重。城破之后，清军随即展开大规模清算。

《清史稿》虽行文克制，仍明确记载：“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地方志与同时代私人著述的记载则更为具体。《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此役“死难七十万人”，东郊乌龙冈出现大规模遗骸合葬。

尚可喜、 耿继茂率领的清军在广州屠城

南明遗民戴耘野在《行在阳秋》中记载：“初二日，清陷广州，屠之……百万人民，尽死于内。”清人方恒泰《橡坪诗话》亦载，城前后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

这些记载并非孤证。幸存者王鸣雷在《祭共冢文》中，以近乎泣血的文字描述了遍地骸骨、万人同冢的惨状。西方传教士卫匡国、荷兰使臣纽霍夫的亲历记录，也从第三方角度印证了这场屠杀的规模与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战斗误伤，而是在战事结束后，对已失去抵抗能力的城市人口实施的系统性屠杀。

尚可喜画像

三、潮州、南雄：屠刀的再次落下

广州并非孤例。

1653年，尚可喜、耿继茂率清军攻陷潮州、南雄。乾隆朝《潮州府志》记载：“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郡城破，横尸遍野……收遗骸十余万，作普同塔于葫芦山。”

清代文献甚至记载：“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

这些文字出自清人之手，本身已是极度节制后的表述。若将这些事件放入同一时间轴，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并列，其性质与规模并无本质区别。

四、“治理有功”能否抵消“屠杀之罪”？

为尚可喜辩护者常提出一个论点：他在广东镇守二十余年，恢复生产、安抚遗民、重建文教，具有“显著政绩”。

这一说法在事实层面并非完全虚构。但问题在于：治理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抵消效力？

如果承认“后期施政”可以冲抵“前期屠城”，那么历史评价将滑向彻底的工具主义：只要结果“有利”，过程中的反人类行为便可被视为“必要代价”。

这种逻辑，无论在现代文明还是在传统道德中，都站不住脚。

尚可喜陵园

五、连清廷自身，都拒绝将其视为“完人”

一个常被刻意忽略的事实是：即便在清朝官方史观中，尚可喜也并非道德典范。

乾隆帝在《钦定国史贰臣表传》中，对洪承畴、尚可喜等人给出明确评价：“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

清廷之所以“录用”此类人物，是出于政治现实考量，而非道德认同。换言之，他们是“可用之人”，而非“可敬之人”。

历史研究从不禁止重新讨论人物。但讨论的前提，是对史料的完整呈现，对行为后果的如实承认。

当所谓“学术研讨”刻意回避屠城事实，直接将尚可喜塑造成“民族英雄”，问题就已不再是史学分歧，而是价值判断的彻底倒置。

一个亲手参与并主导过大规模平民屠杀的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变化、治理能力多强，都不应被纳入“英雄”谱系。

六、翻案的合唱：当屠夫被纪念，英雄却被遗忘

与纪念尚可喜的“正名运动”相互呼应的，正是另一场同样令人警惕的历史翻案——对洪承畴的隆重纪念与系统洗白。在一些地方，洪承畴被堂而皇之地包装为“辅国真学士”“爱民大英雄”，纪念活动规格不低，话语体系极其熟练，仿佛只要反复强调“治世有功”，就能抹去其降敌易帜、助纣为虐的根本事实。

这些人的现身说法，恰恰暴露了其真实立场。

他们对广大民众自发形成的历史记忆与爱国情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动辄给正常的历史评价扣上“皇汉”“大汉族主义”的帽子，试图将对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尊崇，污名化为“狭隘民族主义”。其真正目的，并非“反对极端”，而是削弱主体民族的历史认同感，模糊是非边界，为一切投敌、屠民者预留道德逃生通道。

当这种意图愈发昭然若揭，甚至发展到为尚可喜、洪承畴这类历史上评价早有定论的降将与屠城执行者隆重立馆、集中吹捧时，招致广大爱国民众的反感与反击，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而这种来自民间的纠偏呼声，终究会被听见、被正视，同样也是注定的。

对比之下，更显刺目。

在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大明晋王李定国生前浴血奋战之地，当地百姓世代将其庙宇称为“汉王庙”。多年以来，这里一度破败冷落，与尚可喜、洪承畴纪念设施的光鲜体面形成强烈反差。那种反差，令人不免追问：难道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忠义守节无香火？

好在历史并非永远沉默。

2010年之后，在大量爱国网友持续呼吁下，当地有关部门开始正视这一问题，由国有企业出资修缮，李定国庙宇很快焕然一新。这不是“造神”，而是迟到的尊重，是对真正为民族存亡而战者最基本的历史回馈。

类似的纠偏，也发生在另一位长期被压抑的历史人物身上——两晋之际，奋起反抗五胡侵扰、推翻羯赵暴政的冉魏皇帝冉闵。因其铁血手段，他在后世长期遭到封建史观与腐儒话语的刻意贬抑，几近被历史“默杀”。

直到2011年，在广大爱国网友的倡议与支持下，在冉闵故乡河南内黄，由冉姓后裔集资修建的“民族英雄冉闵”塑像得以落成，并逐渐形成稳定的纪念活动。这同样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历史记忆的自我修复。

因此，对真正有良知的爱国者而言，这正是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历史人物可以复杂，时代背景可以解释，但底线不能消失。如果屠城可以被解释为“顺应潮流”，如果杀戮可以被包装为“维护统一”，那么历史记忆将不再具备任何道德约束力。

尚可喜是否“重要”，可以讨论；是否“有功”，可以分析；但将一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人塑造成“民族英雄”，不仅违背史料，也背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判断。

无论多少所谓“专家”为其粉饰，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坐上历史的荣誉席。

这，正是尚可喜“翻案”争议的最终答案。

参考书目

1.【清】官修史料：《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

2.【清】蝠池书院：《潮州府志》（乾隆朝版），线装书局2005年版。

3.【清/民国】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

4.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同时参考部分网络资料。

作者：没门，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