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子。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亚子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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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福山教授作为西方著名的自由派学者，本是制度决定论的拥趸，相信好的制度即自由民主制度能够决定一切，其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简称《终结》）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西方政治发展却出现了倒退，如今已走向极端化和分裂的美国正在削弱自由主义的影响力。

    也正因为西方政治发展不尽如人意，福山后来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简称《起源》）等多本新著中小幅调整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将法治、民主与国家能力三者做到平衡才能成其为高效的政治体制，其理想状态就是丹麦，并不是只要采用自由民主制度就能达到的。此为他反思西方政治倒退的产物，并将之归咎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欠缺。许多国家也正是因为国家能力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局。那些曾发生“颜色革命”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突尼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发展不好，“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也就不难理解了。

    提到国家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我国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不要说当今中国，更是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是福山所承认的，无论是印度，中东，还是欧洲，其国家建构即国家能力从来没有达到中国的高度，尽管国家建构也不是越成功越好，或者说也不是国家能力越大越好。在他的书中，只有当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民主）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思想者札记：《重读福山：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三维论”》，搜狐网，2023-1-25），从而完善了《终结》，使之更具说服力，因《终结》对西方制度的迷之自信，既能说明“自由民主制”为何能征服世界，因《起源》对自由民主制度国家能力的担忧，又能说明“自由民主制”为何未能全面征服世界。

    福山没有深究我国在历史上为何国家能力一直居世界首位的原因，以为是国家建构的产物，或者说国家制度的产物，仍然没能跳出制度决定论的窠臼，只不过比过去单纯强调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还是有所进步的。只是问题在于，即使采用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国家能力也不是谁想提高就能提高的，得具备一定前提条件。本书就是从理论上探寻提高国家能力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前提条件。

    福山从研究政治制度转向研究国家能力，说明单纯的制度研究不足以揭示政治生活的本质，有些问题比如说政府绩效不理想是制度研究所解释不了的，还必须研究政府行动及其基础之上的国家能力。只研究政治制度、不研究政府行动和国家能力的人，以为只要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后面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像中东“颜色革命”前的人们所盼望的那样，结果却因政府行动不正确、国家能力不足而陷入失望甚至绝望之中。其实，笔者起初也曾是一个十足的制度决定论者，同样和福山一样经历过研究转向，认为只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万事大吉了，后面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却被前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所惊醒，说明制度不是万能的，政府行动也很重要。这一结论更被新冠疫情展现的中美两国防疫能力的巨大差距所强化：美国本来有实力搞好防疫但实际上却没能搞好，不单是制度所能解释得了的，何况还有一些自由民主国家诸如新西兰等国的防疫也搞得不错。对此的探讨促使笔者转向研究政府行动。

    至于为何我国国家能力能够居世界首位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政府能正确做事，做正确的事，行动正确，不犯错或者少犯错，绝不犯原则性错误，避免资源浪费，并将资源投入到社会亟需的地方，从而彰显国家能力的强大。相应的，其他国家国家能力不足的原因，则应归咎于其政府不能正确做事，或做不正确的事，行动不正确，经常犯错，甚至连原则性错误也犯，无故浪费宝贵资源，因社会亟需的地方得不到资源投入而显得国家能力不足。怎样确保政府正确做事，做正确的事，行动正确也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本书就是探讨如何确保政府正确做事，做正确的事，行动正确的理论思考。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