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 (Warwick Powell) 】

近期众多西方机构评论员（如《金融时报》）纷纷表态，认为人民币价值被低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加入施压行列，呼吁中国进行“再平衡”并让人民币升值。

这些仓促的反应，暴露了受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束缚的分析框架的局限性。正如本文将要论证的，这些呼吁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倡导者需三思而后行，因为这可能对西方经济体产生严重反效果，引发进一步的社会不稳定。与其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西方各类倡导者更应表现出一定的谦逊和感激，珍视中国人民银行不贸然采取行动，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的战略定力。

几十年来，西方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一直向中国施压要求其货币升值，将其视为解决贸易失衡的良方。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倡议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使中国出口商品在海外变得更昂贵，从而减少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并提升西方的竞争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也附和这一呼声，将人民币低估框定为加剧全球失衡的扭曲行为。

IMF年度报告提出三项措施，以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并减少经常账户顺差。IMF官网截图

截至2025年12月14日，这种压力依然存在：IMF在2025年中国第四条磋商、即“年度经济体检”中，敦促实行更市场化的汇率以推动经济转向国内消费，而美国财政部2025年6月的半年度报告继续将中国列入汇率监测名单，批评北京在汇率干预方面缺乏透明度。

然而，这种叙事忽视了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其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以及人民币不断加速的国际化进程。事实上存在的一个深刻悖论是：施压人民币升值非但不会抑制中国的出口主导地位，反而可能通过降低投入成本来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给西方进口商（尤其是美国）带来通胀压力。

本文将通过三个视角探讨这一“升值悖论”：（1）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外国附加值机制；（2）对美国经济的不对称影响；（3）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角色。

主旨很明确——西方政策制定者应谨言慎行，因为升值可能无法实现其预期的再平衡效果；并且他们应该庆幸中国迄今为止的抵抗缓解了潜在风险。通过抵制快速升值，中国实际上保护了西方经济体免受进口商品成本更剧烈上涨的影响，维持了全球贸易的脆弱平衡。西方分析师理应心存感激。

本分析借鉴了近期研究和数据中的经验证据，揭示了中西方的结构性差异如何放大这种反噬风险。在地缘政治分裂和去美元化趋势的时代，推动人民币迅速走强可能加速削弱西方经济影响力。

中国出口的外国附加值机制与人民币升值悖论

中国的出口模式深深植根于全球价值链之中，其出口产品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进口的中间品——原材料、零部件和服务。

这种来自国外的附加值（FVA）创造了一个反直觉的动态：根据主流理论，人民币升值会通过提高外币标价的价格来削弱出口竞争力；但实际上，它却通过降低以本币计价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成本，提供了一种自然对冲。这种“悖论”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并解释了为什么要求升值的呼声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巩固而非削弱中国的贸易顺差。

经合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量化了这种融合程度。数据显示，在关键出口部门——电子产品（35-42%）、机械（30-37%）和化学品（25-41%）——FVA占比仍然很高，这些部门占中国2025年前11个月3.4万亿美元商品出口总额的约60%，严重依赖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上游进口的中间品。

当人民币升值时，这些以外币计价的进口投入品成本以人民币计算会下降，使得中国出口商得以维持、甚至降低其外币标价。实证研究印证了这种不完全的汇率传递。一项2015年针对企业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10%仅导致出口量减少2.2-4.1%，并且几乎完全传递至国外价格，从而保持了竞争力。更近期的2023年发表的研究文章，则证实了汇率弹性随时间推移而下降，高FVA产品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在加工贸易中——企业进口中间品用于再出口——升值起到了成本补贴的作用，抵消了收入损失。

这种机制颠覆了新古典主义的脚本。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如果进出口需求弹性超过1，升值会扩大进口并减少出口。但对中国而言，低的出口量弹性（通常低于0.5）和高的进口敏感性（由于FVA）意味着贸易余额可能保持稳定甚至改善。加西亚-埃雷罗和科伊武在2009年及2010年的研究都表明，升值会同时减少出口和进口，但在全球价值链密集的部门，进口下降得更多。弗洛朗·布维等人2017年的研究强调，在高科技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加工贸易企业，其成本汇率传递较低，从而能够维持利润。

西方要求升值的呼声，例如IMF在2025年第四条款报告中的观点——该报告预测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3.3%，并将部分失衡归因于通缩导致的实际贬值——忽视了这种对冲作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管理汇率制度，强调通过每日中间价设定和±2%的波动区间来维持稳定，允许在没有冲击的情况下逐步升值。假设12个月内人民币有管理地升值5%，可能使高FVA部门的投入成本降低1-2%，从而将出口量的下降抑制在1-2%，同时维持顺差。

关键是，这一悖论意味着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无法如预期那样重新平衡贸易；相反，它可能加速中国向高价值生产的转型，进一步降低FVA，巩固其主导地位。西方经济体假设中国出口会遭受零和侵蚀，却可能一厢情愿地追求一个反而将加强中国贸易顺差的政策。中国不听蛊惑——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1美元兑7.05元人民币左右（截至2025年底）——阻止了其企业获得更大幅度的中间品成本缓解，间接限制了顺差增长，并在供应链脆弱的背景下为西方提供了喘息空间。

中国的出口模式，特别是加工贸易（将进口零部件组装为成品再出口），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成本是以外币计价的。人民币加速升值将降低这些以人民币计价的投入成本，从而使得出口商能够——

· 维持甚至降低以外币计价的出口价格（汇率变动对海外买家的传导率高）；

· 在避免出口量大幅下滑的前提下保持利润率；

· 在高外国附加值占比的行业（如电子产品，约35%-40%使用进口原材料），汇率升值可完全或部分抵消竞争力损失。

实证研究一致表明，中国出口额的减少与人民币升值幅度并非一比一的对应关系，其下降系数要低得多。具体来说，当人民币升值10%时，出口额的减少通常不会超过3%至4%。研究还揭示，当中国企业因人民币升值而通过降低进口成本获益时，它们倾向于将这部分成本优势让渡给客户，从而保持强劲的价格竞争地位。此外，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出口减少与进口水平之间也存在关联，通常表现为进口规模的收缩幅度会超过出口的减少幅度。

综上所述，FVA机制揭示了升值是一把双刃剑：一个旨在为西方再平衡的工具，却可能在无意中帮助中国出口商。政策制定者应留意这一点，因为不加约束的倡导也许会加速其本想解决的失衡问题。

不对称影响：为何人民币加速升值对美国企业的伤害大于帮助

虽然中国的FVA为抵御人民币加速升值提供了缓冲，但美国经济缺乏类似保护，这种不对称性放大了西方利益被反噬的风险。

美国倡导人民币升值，意图通过提高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来提振国内制造业，却忽视了美元贬值（另一面）会在没有抵消收益的情况下推高美国的投入成本。这种动态可能助长输入性通货膨胀，扩大贸易赤字，并使美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使升值至多是一场惨胜。

美国的经济结构加剧了这种脆弱性。与中国以出口为导向、高FVA的模式不同，美国出口的国内含量达85-90%，但进口——特别是中间品和资本货物——对制造业至关重要。一项研究指出，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出口商通过传递成本节省来吸收冲击，保持美元价格稳定，而美国进口商则面临毫无缓解的成本上涨。过去的实证证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21%期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39%，对华出口增长了71%，但双边逆差却扩大了，因为更便宜的中国投入品并未转化为成比例的美国收益。

这种不对称源于不同的汇率传递。中国企业因高FVA，对买家的传递率高（保持竞争力），对成本的传递率低（吸收收益）。美国企业依赖进口而没有同等对冲工具，将成本转嫁给国内，侵蚀了购买力。根据美国财政部2025年6月的报告，避免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但抨击其不透明性，在未解决此问题的情况下继续推动升值。然而，正如马克斯和辛德勒在2007年的论文中指出的，即使人民币升值10%，也可能仅使中国的全球出口份额减少0.5%，但同时会显著增加美国的进口账单。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012年来的走势。作者认为，在2005-2008年即便人民币升值21%期间，中美双边逆差仍在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