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芦苇
来源 | 最人物
2025年10月17日，北京迎来入秋后最冷的一天，最低气温骤降至4℃左右。在这个低温笼罩的夜晚，一则紧急通知被送至苏敩（xiao）手中。
一位老人在凌晨3点52分从家中离开，身上只穿了一件秋衣和一件冲锋衣，头戴鸭舌帽，未携带任何通讯设备。
监控最后捕捉到老人的身影，是当天早晨8点35分，在中国木偶剧院门口的十字路口，他沿三环辅路西侧的人行道徘徊，随后消失在夜色中，再无踪迹。
考虑到当晚气温极低，而老人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在低温环境下比普通人更容易失温，苏敩和他的几名队友研判后决定紧急出队，并在志愿者群里发布集结消息。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要在黄金时间内找回走失的老人。每多过去一小时，老人面临脱水、饥饿、意外和突发疾病的风险就成倍增加。一个看似“正常”的走失，可能在几小时内就演变成一场生死危机。
苏敩创立的北京市志援应急救援服务中心，自2016年起开始义务寻找走失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这支拥有近1万人的志愿者队伍，每天能接到几十个求助电话。七年来已找回500多位老人。
“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也越来越多，走失的老人也越来越多。”苏敩说，他和他的同事们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根据最后消失地点的情况，苏敩和他的队友推断出老人走的几条线路，依次排查监控。
监控画面在8点35分定格，老人消失在安华路口。经验丰富的队长判断，他只有四个去向：向西、向南拐进小路、原路折返，或者上了公交车。
前三条路很快被堵死。关键的社区监控失灵；南边小路的商家监控里空无一人；派出所监控证实，其后三小时内他既未西行，也未进入小区。
希望最后落在了安贞桥西公交站的双向探头上。然而当志愿者和家属赶到管辖的派出所时，心沉到了谷底，“那个监控是坏的。”连同对面信号基站的备用探头，也一同瘫痪了。
天快亮了，疲惫的众人回到原点，开始扫描街边每一个商铺自装的摄像头。
转机在晨曦中出现。
木偶剧院的监控清晰地捕捉到：老人走进公交站，与引导员交谈，随后身影被站牌遮挡，十分钟后仍未走出。几乎同时，“西部马华”餐厅一个极不起眼的摄像头，在画面的角落提供了几个模糊的像素点，时间点高度吻合。
“上车了。”队长断定。
行动立刻分头展开：一队人冲去站台复原现场，另一队人带着家属奔向马路对面寻找新角度。终于，在浙江大厦一个拍摄停车场的监控里，他们从一个狭窄的画面边缘，看到了老人标志性的鸭舌帽。
8点40分，帽子从画面里彻底消失。他确实上了车。也就在此时，来广营派出所来电，老人找到了。事后，他们才注意到，从那个公交站到来广营，车程是漫长的1小时15分钟。没人知道，在那个深夜，老人在那辆公交车上，经过了怎样的一段旅程。
救援队在监控中看到老人
通常，根据线索层层排查，总能有迹可循。然而，也有例外。
每一次新志愿者培训，苏敩常会讲起另一个更为曲折的案例，那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时速”。
那是2017年5月，队伍接到家属的求助信息。90岁的老人独自出门散步，已经一天未归。
监控录像捕捉到的最后画面里，老人步履蹒跚，却异常执拗地一直向前，直至身影彻底消失在监控范围的边缘。
随后的四天，队员们以这个“监控终点”为圆心，在地图上划出网格，展开地毯式搜索。他们找遍了高楼背后残存的平房区，穿行于人迹罕至的僻静角落，房门紧闭，回应他们的只有沉默。
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熄灭——“他究竟在哪？”
转机出现在第五天。队伍将目光再次投向监控盲区附近，一片巨大的建筑垃圾填埋场。远望去，那里只是钢筋、木板和碎金属堆积的荒芜之地。
“但只要你一脚踏上去，”苏敩回忆时仍心有余悸，“整个人就会瞬间下陷。”肉眼所见的灰色地面，实则只是被建筑废水浸泡出的薄薄泥壳，其下是深不见底的人工沼泽。
就在这片危机四伏的“沼泽”中央，他们找到了老人。
北京志援应急救援服务中心的队员们在空旷的垃圾填埋场找到了老人
老人仰面躺在一片面积约十几平方米的泥潭里，身体因长时间的挣扎而微微起伏。泥浆混合着分泌物，几乎将他淹没。他的眼睛被厚厚的污垢封住，口、鼻、耳中也灌满了泥浆。由于长时间无法移动，老人已大小便失禁，招来的苍蝇在他面部产下密密麻麻的蝇卵。
所有志愿者在那一刻都感到心头一紧，仿佛被什么狠狠攥住。
老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时，已陷入昏迷。经过四天抢救，才终于苏醒。医生说：“如果再晚送来一阵，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找到的老人被送往医院
这些老人的生活状况各有不同，有些与子女同住，有些独居养老，人生经历也千差万别。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困境——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因大脑神经细胞死亡而导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除了会“偷走”人的记忆以外，还会使患者出现运动障碍，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降，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行为异常，需要有专人24小时的照料。
即便如此，走失仍常在意料之外发生。有的老人只是在小区散步，转眼就忘了回家的路；有的趁家人做饭的间隙，独自出门后再无音讯；还有的甚至在熟悉的街口转向，再也无法凭记忆找到家门。
《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均每天约有1370名老人走失，而在走失老人中，72%存在记忆力障碍，而记忆力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症状之一。因此，阿尔茨海默病成为老人主要走失的原因之一。
而当走失发生时，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所面对的，往往是最措手不及的空白。
“任何家庭，哪怕平时再精心，也拿不出一份失智老人走失的应急预案：第一步该去哪儿、第二步该找谁、第三步说什么——他们几乎全是空白。”苏敩说。
苏敩所在的救援队是给出答案的人。
每年，北京志援救助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救援中心”）都会为新志愿者组织岗前培训，10月底，苏敩再次负责了主持这项培训。
培训会上，他几乎全程带着笑意，讲到紧张处，会用轻松的话语化解新人的焦虑。
他身上是最普通的夹克和运动鞋，若混入人群，几乎会立刻消失。若不是那挺直的腰板和言语间不容置疑的条理，你几乎很难看出，这位朴素如邻家长辈的中年人，曾是军营里的一员。
苏敩1972年出生于军人家庭，7岁便被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体工队，接受系统的军事体育训练。2008年，他第一时间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几年后，他正式退休。随后，他又开始参与山地救援，搜寻和营救在野外遇险的人员。
创办北京志援应急救助服务中心，源于一次偶然。2016年元旦那天，苏敩和好友相约去滑雪，等朋友来接时，一位老太太朝他走来，她穿着单薄，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问“高家园粮店”怎么走。
那个地点离他们站的位置很近，但“粮店”是几十年前的叫法。苏敩马上警觉了起来，苏敩的姥姥晚年受困于阿尔茨海默病，他对这个病的一些特征有些了解。他和她聊了几句，发现老人说的事不是2016年，而是九十年代初的情况。这非常符合阿尔茨海默症的特征：近期记忆丧失，远期记忆却格外清晰。
苏敩当即联系了管片民警，说明情况后，把老人送到了派出所。
苏敩
这本是冬日清晨的一段小插曲，但这事过去没多久，苏敩又遇到另一位走丢的老人。2016年春节期间，苏敩一位好友的舅舅走失了。好友知道苏敩参与救援，打来电话求助。当晚八点多，他们在卢沟桥的河滩里找到了老人。
事后，几个人喝了半宿酒，聊着聊着，话题转到一个现实问题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如果一个小孩走丢，就是一个重大刑事案件和社会事件，全社会去找。如果谁家老人走丢，大家会说，大人好好的怎么会走丢呢，但其实老人走丢，危险性非常大。”
那晚，苏敩意识到：这件事太有意义了，值得长期做下去。他和几位战友组成了最初的团队，开始在城市中寻找走失老人。
一切远比想象中复杂，困难远超山地救援，山地救援往往有明确的搜索范围，比如怀柔的箭扣长城，目标就在这片山峦之中。而失智老人既无目标、也无规律，可能从北京的某一个城区出发，却消失在任何一个无法预测的角落。
当时，国内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苏敩和志愿者只能自己摸索着往前走，最开始，他们依靠人海战术，一次召集五六十人，浩浩荡荡地分头寻找。大家拿着寻人启事询问路人，得到的回应多半是“我好像见过”，随后指出的却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根据他们处理的近500起案例统计，通过询问路人获得准确有效信息的概率，几乎为零。
他们也尝试过认真听取家属提供的线索。家属们常常会说：“我们老太太从来不上台阶”“她平时走得特别慢”。可一调监控才发现，老人连续经过三个探头的速度比年轻人还快，“嗖嗖”地就走过去了。许多老人在家人面前是一种表现，一旦独自在外，真实的行动能力才会完全显现出来。
正因如此，他们不得不将搜寻的重点转向监控视频。
找到老人后，疲惫的队员们
然而，即便找到老人，疲惫的队员们也常常陷入沉思：除了依靠监控，我们还能怎么做？直到一次寻人任务，让他们开了窍。
那是一位退休老警察的走失案例。最后发现，老人进厕所时撞见一个“嫌疑人”，跟着上了公交车，他完全活在自己当警察的年代里，忘了已经退休。
这次经历点醒了苏敩：老人走失，往往是被过去的记忆牵引着。
“我们专门去天坛医院和北医六院挂专家号，就为了弄懂这个病。”苏敩说，“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后，他们的记忆像被切成了一段一段。你以为现在是2024年，他们心里装的可能是1990年的事。”一旦某段记忆被触发，他们就会下意识地去找回过去。
从此，救援队调整了思路。出发寻人前，他们问清老人的衣着外貌，还详细了解老人的经历和职业。确定方向后，一组人去街道办事处调监控，另一组人在路面搜寻、查看民用监控。
这些年的救援，总有一些瞬间，能穿越疲惫与艰辛，让苏敩觉得暖洋洋的。他谈起了一位老人被找到后，老太太看到丈夫后，迎上前去，捧住他的脸，老人像孩子般委屈地低声说道，“我走丢了，你怎么不要我了”。老太太牵着老人的手说，走，我们回家。
老人是一位年近八十的海军老兵。当天，他儿子带他到单位办事，因需要临时签字，便将老人独自留在传达室门口，谁知回来后，老人便不见踪影。
搜寻持续了四十多个小时后，依然没有线索。家属决定在寻人启事中悬赏“十万元”。近七十个小时后，老人终于被找到。原来他一心想要返回公主坟的海军大院，却因认知不清，越走越远。最终在靠近公主坟的地方将老人顺利“拦截”。
北京志援应急救援服务中心办公室里挂满锦旗
事后，儿媳执意要支付酬金，但救援队有明确规定，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费用。
谈到这件事的后续，苏敩得意地说：“那位儿媳的同事加入了救援队。如今已成长为团队的核心成员，积极性强，几乎什么工作都肯做。”
在寻找老人的过程中，苏敩见证了许多温暖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人性的幽微。
救援队曾在朝阳寻找一位老人，老人所在的村子经历了两次拆迁，家境富裕。
在老人走失五十多个小时后，队员们按经验建议家属在寻人启事上注明酬金，老人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商量再三，最终只愿写上一千元。
启事出来后，同村的老人们议论纷纷：“他们家好不容易把妈弄丢了，你们可别给找回来。” 有人提起：“前两天二闺女家狗丢了，寻狗启事都悬赏五千块。”风言风语最终传到了老村长耳中，她让儿媳推着轮椅找到苏敩，说：“我们村丢不起这人，我来出十万！”
后来，老人被队员找到。不久后，苏敩发现自己和队员的联系方式被这家人删除了。
还有一次，救援队搜寻的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中午，他的两个儿子留下仍在搜寻的救援队，独自回家吃饭。直到晚上，他们才在群里问了一句：“晚上还找吗？要找的话，我们在哪儿集合？”
老人最终去世了，是溺水身亡。
在寻人过程中，确实会碰到一些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的家属。虽然次数不多，但每遇到一次，那种沮丧和困惑都会缠着苏敩和队员很久，“怎么都绕不出来”。
找到老人后，老人和队员、志愿者合影
这时候，队里的“鸟叔”就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鸟叔是2017年加入团队的，那时他七十多岁，父亲刚走两三年，母亲已经一百多岁了。
说起这个人，苏敩的语气里带着敬佩。鸟叔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去深圳的大学生，在那边工作了半辈子。退休后，鸟叔回家专心照顾年迈的父母。
“他原来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苏敩回忆道。队里很多视频都能看到，鸟叔背包里总放着几个矿泉水瓶，里面装的全是高度散装白酒，“简直当水喝”。
其实队里并没有明令禁止喝酒，但大家都明白，救援时要和家属沟通，喝得醉醺醺的，既显得不尊重，也影响判断力。
鸟叔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刚开始，他天天打电话问“今天有救援吗？”听说没有，就放心喝起来。后来随着对救援工作越来越投入，他先是把早晨和中午的酒停了。再后来，晚上也不喝了，因为晚上也要经常出任务。
“说到底，是他自己有毅力。真正想做成一件事，总得舍得放下些什么。”苏敩说。
鸟叔没什么大道理，就是在课上和大家聊，“咱们都是党员，是志愿者，得想明白自己图啥。你的心该放在哪儿？”这些话，帮队员把快歪掉的心态，一点点掰正。
这支队伍里的人，背景五花八门。有开滴滴的、跑黑车的司机，有在基层工作的保安，也有公交车司机；同时，团队里也不乏在政府部门、私企上班的白领，还有自己开公司的创业者。年龄跨度也极大。队里最年轻的队员，第一次参与救援时，甚至还没满18岁。
郝建是现在队里的主力，来这里有两年多了。他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外贸公司。空闲时，他喜欢爬山捡垃圾，也正是捡垃圾时，他结识了现在所在的救援队。
郝建
他曾在电建行业工作，也曾在全国数学竞赛中得过奖，所以这份需要逻辑和分析的野外寻人工作，他干起来很上手，很快当了队长，参与了50多起救援。
对郝建而言，城市搜救更像是一场在庞大棋盘上进行的推理游戏，精准的空间推理能力，远比体力重要。“你必须清晰地知道，从这个路口出去，去查哪个监控，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老人没有从这里离开。”
做没有回报的事，并不被人理解，他的妻子在他连续熬夜寻找老人后，开始心疼他。郝建只得讲一些救援队里温暖的事，宽慰对方。
19岁的志愿者土豆今年年初刚加入救援队，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与搜救的经历。那天中午，得知老人走丢的消息后，只用了几个小时，他们便找到了安然无恙的老人。
但这段经历却成为他藏在心里的秘密，他在学校的同学几乎无人知晓。有一次，他和一位朋友讲了这件事，对方问他“给你钱吗？”，得知没有报酬后，眼中满是不解。
做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支撑着他们的从来不是外人的理解。
郝建曾在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时，被问到“是否有英雄情结”？
他否认了。但事后细想，他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人没有英雄情结。谁不喜欢被鲜花和掌声围绕？谁不喜欢别人对你竖起大拇指呢？”他坦言，“每个人都有，但我为什么说没有？因为英雄太累了。”
去年成功送一位老人回家后，善写毛笔字的家属想送他一幅字以示感谢。老人写了“人生如蜡”。家属立刻纠正他，说应该是“人生如炬”，寓意“我们是一团火，要照亮周围”，这才积极向上。
“我照亮自己就行了。我还是喜欢‘如蜡’。”郝建说。
“如炬”是为了照亮别人，而“如蜡”，为的是照亮自己的脚下，看清自己该走的路。“我只想把我手头的事做好，至于别人怎么做，那是‘如炬’的人去考虑的。所以，我只能‘如蜡’。”
北京志援应急服务中心的队员和志愿者们
在苏敩创立的这支救援团队里，时间是最为核心的度量因素，他们和时间赛跑，但其自身也始终在与志愿者的“流失”赛跑。
据团队内部统计，自2016年至今，累计参与过寻人行动的志愿者已近万人。然而，巨大的参与基数背后，是人员的高流动性。有人因结婚生子，有人因离京发展，也有人因兴趣转移或一时情绪而退出。如今仍能随时响应出队的核心成员，仅剩下数十人。
核心成员也在退场。过去，“鸟叔”负责与家属进行关键沟通，他擅长从家属的描述，敏锐地捕捉老人生活的细微之处，而这些细节往往成为寻人的最重要线索。如今，鸟叔因为身体原因离开了。
而只是团队面临的挑战之一。更现实的，是持续的资金压力。苏敩算了一笔账：平均每次寻找老人的行动耗时超过40小时，单次成本大约在5000元左右，大部分来自食宿。疫情之后，整个团队的运营压力明显增大，来自政府的拨款有所减少，整体社会经济形势也不如往年。
资金最充裕的时候是2019年底。那时团队通过承接一些商业项目，账上曾积累过一百多万元的资金，这些钱全部被用于支持老人搜救工作。但即便在那时，也完全谈不上给队员发放补助，“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而现实的需求却无比紧迫。开始寻找老人不久后，救援队得到的一份数据显示：仅在2017年9月，全市记录的阿尔茨海默老人走失事件就高达597起。其中，当月成功找回的仅35起，确认死亡的30起。这意味着，超过500名老人至今下落不明。
队员和志愿者找到走失的老人
而现在，中国约有2亿多老年人。若按10%的患病率估算，潜在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高达数千万。然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并未被正式统计和确诊。
这也意味着，有更多丢失的老人，正在寻找回家的路。
究其原因，首先是认知上的偏差。苏敩觉得，很多家属并不认为老人的记忆衰退、性情大变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疾病”，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正常的“老糊涂”。其次是老人自身的抗拒，他以自己80多岁的母亲为例，他和妹妹一提带她去体检，她立马就说“不去不去，我没病”。
而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与社会文化中的“病耻感”有关。
“老年痴呆”这个带有贬损意味的旧称，让许多家庭对这类疾病心生忌讳。“试想，如果我母亲确诊了，我很可能不会告诉朋友。因为一旦说了，别人见面就会问：‘你妈那病好点没？’这无异于一次次地被提醒‘你妈傻了’。”为了逃避这种压力，很多家庭选择沉默和隐瞒。
无数家庭正默默承受着记忆流失带来的重压，直到‘走失’这一刻，危机才彻底爆发。”
电视剧《都挺好！》
确诊人数逐渐上升，治疗方案却没有明显的前行。
数十年来，全球科学家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研究中投入巨大，但进展缓慢。2002年至2012年间，全球共开展413项临床试验，测试药物244种，仅有一种获准使用，且只能暂时缓解症状。
患者与家庭等不起。
苏敩和队员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加入我们志愿团队，而是多留个心，或许你开口问一句，抬手打电话报个警，就拯救了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庭。”
在派出所，家属、郝队和其他志愿者见到了老人
谈及投身于此的初衷，除了对家人的担忧,“我害怕母亲会得这个病”，也有一份看似“自私”的考量，“我更害怕自己未来会得这个病”。
苏敩今年53岁，作为独生女的父亲，他不敢想象如果自己某天走失，女儿将如何独自面对。而留在志愿团队，就成了他为未来预购的一份“保险”：“也许十年后我走丢了，这帮兄弟还能把我找回来。”
帮助别人，本质上也是在帮助未来的自己。
如今，苏敩已经中年，很多人问他，这件事还会继续做下去吗，无论被问多少次，他都会说，会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
注：采访：边阿正、芦苇
部分参考资料：
1、寻找“怪老头” 剥洋葱people
2、搜救阿尔茨海默病人的救援队长：我们多走一步，老人离家就近一步 新京报
图片来源：网络、北京志援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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