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guan_17002054582643”推荐，来自《宋朝明朝的“民”和18世纪英国的“民”没有差别，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民”。》评论区，标题为guan_17002054582643添加】

明朝的君与臣各自认为的“民”，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些儒家臣子认为的民，似为《五人墓碑记》里的“民”，实为徐阶之类的乡绅以及读书人饭圈。，绝非最基层最广大的农民。

明朝是唯一真正的底层造反当上皇帝的，皇室的基因里一直对儒家的“民”以及“臣”高度警惕、高度怀疑。朱氏皇帝认为的民，不是儒家臣子定义的“民”。所以才有崇祯“寇亦吾赤子”，因为他祖上就是个“寇”！

任何一个政权，都要首先明确“主要依靠哪个阶级或阶层”的问题。 

宋朝皇帝旗帜鲜明的依靠士大夫，利益都捆绑在一起，自有士大夫阶层来保卫代表自己利益的宋氏。 

明朝皇帝对士大夫既不得不利用又充满戒心，愿意保卫它的当然就没有宋朝那么多。 

宋仁宗只是因为对士大夫仁厚到纵容才得到历代文人们一致歌颂。遇到土匪就弃城而逃的官员也仅仅是换个地方继续当官，给官员和读书人大发福利。其结果就是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官僚体系臃肿低效、中央财政濒临破产、军事力量不堪使用，要不宋神宗、王安石吃饱了撑的才变法，不就是迫不得已嘛。 

王安石变法，削减了给官员当免费仆役使用的厢军，苏轼就坚决反对，因为官员没有了体面。 “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厨传（指向官员提供饮食、车马、馆舍的服务）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教员就曾反复教导大家要多读点书，免得被知识分子哄骗了。